我们总是还很年轻就已开始怀旧。每当回首上世纪炫目的诗歌辉煌，感慨今不如昔，就有人说：“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昨晚读微信，见操弄翻译的儿子也说“不是翻译的时代”，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不止诗坛多“白头”（唐·元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玄宗即开元盛世也），而且几多行业风流不再！我问儿子，此话怎讲？他道，一个根本点：已不是翻译用命的时代。但凡翻译用命的时代，译作为举世所珍，亦必有一流人才呕心沥血为之。我觉得儿子言之在理，“用命”二字下得尤好。所谓“用命”是“纳命来”，不止于“壮士断腕”，更不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还说，现在已无一流人才弄翻译！

我们说某一时代为“某某”时代，归纳起来不外两条，第一，该行业身系时代之价值倚重，而非可有可无；第二，该行业人才荟萃，频创佳绩。后者是前者自然的逻辑结果。准此，现在应是互联网时代无疑。

都说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时代，诗人成为时代骄子或曰文化英雄。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是由粉碎“四人帮”开启，从“文化大革命”走来。而“文革”之为一场空前的灾难，其激情、暴力，政治至上，偶像崇拜……浩劫之后必有新生。“文革”结束时，经济已濒崩溃边缘，闭关锁国，民不聊生。这个经济状况很重要（与今日中国股市狂飙、GDP世界第二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它意味着除了“精神”之外，国人几乎别无物质分神和可恋。而民不聊生却无妨，甚且更会加剧人的政治狂热、精神亢奋。那时的媒体是“两报一刊”，文艺是“八个样板戏”，文坛则有“一个半作家”之奇观。那时人口8亿，一亿一部“样板戏”。如果从精神现象学角度分析，物质匮乏的结果是缺少诱惑（因而无往不构成诱惑），精神禁锢的结果是人极其纯良（也因而特别敏感、热切）。二者铸就了该时代人异乎寻常的期待视野和一个无比饥渴的、深度消化的胃。

在那个时代，诗歌创作是一件非常庄重的事业，此所以海子挨批才会备感受挫。著名诗人多多1987年时曾这样谈海子：“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很少有读得懂的东西。还有骆一禾也与他搅和在一起，现在又写什么长诗，与时代背道而驰，诗歌要给他们毁了，这些人也肯定要失败，肯定要让诗歌给毁掉……”

跳出诗歌圈子来看，不难发现，这种价值倚重未尝不是一种价值“畸重”——犹如一句俗话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那时有多少国计民生问题亟待解决！80年代的诗歌乃一场虚火灿烂地烧，实则是百业凋敝惟余诗（那时叫百废待兴），此所以朦胧诗人获得的稀世荣宠，最终成了挥之不去的“集体眩晕”；海子领起的诗人自杀潮，以及90年代泡沫褪去后，许多诗人锦瑟无端的失落感，都是拜这“畸重”所赐，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某种负面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