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出一首优秀的诗歌除了需要写作者音色独特外，还需要饱满的情绪，充沛的气韵，对音高的整体把握能力，这能保证诗歌的音调不飘忽，音域尽可能地开阔。

五岁之前，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我家乡的语言：荆门话。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方言，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大量的弹舌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探讨过荆门话的发音方式，最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深陷于中国内陆的地方，有这样一群生活在楚国故里的人正使用他们灵巧如簧的舌头轻言细语，或高谈阔论，发出近乎于意大利人或俄罗斯人的音调呢。是的，灵巧如簧，弹舌音对舌头灵敏度的要求，对气息在瞬间穿过舌苔的控制力，非训练难以做到。直到五岁那年，从外地搬来了一户邻居，男主人姓方，据说是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这里的水利工程师，他说一口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安庆话。至此，我才意识到，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说荆门话，至少这世上还有另一种人说的是安庆话。再后来，我上学，读书，听广播，看电视，挣扎着“自学成人”，才真正明白了荆门话仅仅是荆门人的方言，而弹舌音之外还有人发卷舌音，以及其他音调。

《小孩与残影》，1974年，摄影/陈传兴。

我第一次出国住在巴黎市郊一家植被茂盛的客栈，午夜抵达，第二天一大早被林中鸟叫醒。我躺在床上侧耳听了半天，感觉这里鸟鸣声和我家附近的鸟鸣声一样好听，但后来发现它们并不是以前我熟悉我见过的卷尾鸟、鹊鹞、灰鸫或黄腰柳莺……它们是一些我从未谋面的鸟儿。同样的鸟鸣，不一样的鸟类，在似曾相识的晨光中表达着似曾相识的欢愉。这件事告诉我，有些声音你并不需要听懂，即便如此，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意味。我在一所音乐学院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从最初满耳都是声音，到后来随时可以做到充耳不闻，其间经历过数不清的插曲。我经常与院子里一些对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一无所知的人闲聊，最后我们总能在许多地方达成一致。诗歌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能够清楚地说明格律诗的构成，音韵，平仄，调性，甚至还能老练地吟诵古诗词，但他们对现代诗却满头雾水满面茫然，这些松散的句式是诗么？如果是，它的诗意是如何形成和传递的？因为无知，因此无趣；因为感觉寡淡，因此干脆绕道而行……现代诗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多年来转来转去，最终成了“诗人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她真的那么神秘难解吗？在我看来，现代诗和古体诗一样，只是人类传递情感的一种方式，类似于陌生人之间的“接头暗号”，有时甚至只是人群中的随意一瞥，或会心一笑，其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信任关系，趣味，感应，或对人生的共同理解，如同我们在嘈杂的人群中蓦然听见了自己的乡音，而随之在内心深处唤起的阵阵涟漪。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诗歌和音乐有什么关系？我都会非常肯定回答：它们都是一种声音，只是制造声音的材质不一样而已，除此之外，二者在结构、音色、音高、调性等方面保持着高度一致。

从《糖纸》（写于1990年）到现在，我已经持续不断地写作了二十多年，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即，我们所有关于“诗歌”的判断都是片面的，即兴的，此刻有理而彼时无用的，惟有把诗歌看成是一种“声音”，才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反复实验，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语言的强大感染力。

“给不值得一过的人生找到值得一活的理由，即人之为人的道理。”这是我在一篇访谈文字里说过的话，其实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写作的出发点，基石。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写作中，集中体现在两个词语上：唤醒和复活。我认为，凡是能够被唤醒的情感都应该视为诗歌的肌体和血肉，而诗歌的真实使命就应该是用这些肌体和血肉重组我们当下的生活，让逝去时光中的那些依然在闪闪发光的东西反射进来，照见我们晦暗不明的心灵世界，使我们不至于成为来历不明、去向不清的人。如果你认可了这样一种写作前提，那么，诗歌就会以一种澄澈清晰的声音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诗人的工作就是，调动你全部的情感去筛选那些在脑海里呼啸而过的词语，抓住它们，赋予它们存在的图景，让它们以符合你独特音调的方式，发出只属于你个人的声音。也许，这声音终将难逃被淹没的命运，但它一定是有价值的。

一个优秀的诗人必然有独特的音色，这能让他在喧嚣中保持相对稳定的辨识度。问题却在于，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无法确保他写出的每一首诗都很优秀，“败笔为生”的命运是每一个写作者共同面临的命运。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写出一首优秀的诗歌除了需要写作者音色独特外，还需要饱满的情绪，充沛的气韵，对音高的整体把握能力，这能保证诗歌的音调不飘忽，音域尽可能地开阔。所以说，写出好诗有时是需要一点运气的，但运气一定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而存在的。持续的专注，不知疲倦的训练，写作者只有用这样一种常人难以忍受的耐心，去感受每一个词语所带来的身心的震颤，并体味出词语与词语之间齿轮般的咬合力，才能等到那样一时刻的到来：你一旦开口，你的声音将与那些欲言又止的人严丝合缝，直达他们的内心，而喧嚣的人世也只有在这一刻才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