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抗战诗歌做些考察，应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了。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不过是一个实现愿望的契机罢了。在我的诗歌收藏中，就有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着鲜明抗战色彩的诗集，如方殷的《平凡的夜话》（商务印书馆，1944年赣版手工纸），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上海杂志公司，1946年），田间的《她也要杀人》（海燕书店，上海，1947年），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年），方冰的《柴堡》（光华书店，1948年在哈尔滨印造）等；也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于50—60年代出版的抗战主题诗集，如田间的《抗战诗抄》（新华书店，1950年），魏巍编选的《晋察冀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抗日歌谣》（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等。这些诗集虽已被岁月磨洗得泛黄，但一旦触碰到它们，便似乎听到一种金属般的鸣响声。

抗战诗歌的时间界定

抗战诗歌是一个集主题因素和时间因素于一体的诗歌概念。什么是抗战诗歌？着眼于以上两方面因素，可能会有如下选项：

（1）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所涌现的表现了抗日内容的诗歌就是抗战诗歌；

（2）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其间所涌现的表现了抗日内容的诗歌就是抗战诗歌；

（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今，所有表达抗日内容的诗歌均属抗战诗歌。

（4）不受时间限定，一切表达了抗日内容的诗歌都是抗战诗歌。

不难看出，以上理解在时间区间上是逐渐加大范围的。选项（1）的理解，在时间上让诗歌与战争的起止同步，难免有些偏狭；选项（2）的理解在时间上做了上移，显得合理一些，但仍然可以看作狭义的理解；选项（3）对抗战诗歌的时间下限不做限定，把抗战诗歌作为一个后世可以永远表达的主题，这样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合理性，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抗战诗歌了。选项（4）的理解着眼于内容而完全不做时间上的限定，显得过于宽泛了——这种理解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欠妥之处，其不当处正在于它对抗战诗歌的时间属性的忽视。

试想，如果把时间往上推，19世纪末中日之间就发生了甲午战争，那时也相应地会出现抗日内容的诗。我们不否认这些诗的价值，但它们和后来特定意义上的抗战诗歌还是明显有别，因而应该做出区分的。20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其历史意义是空前的。尽管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它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促使中国进一步走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如果说甲午战争的中国只有屈辱的话，那么抗日战争的中国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抗争精神，抗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中华民族的屈辱。与伟大的抗日战争同步涌现的大量优秀的抗战诗歌作品，其精神风貌也与甲午战争时期的抗日诗迥然有别。这时的抗战诗歌，明显地多了一种乐观自豪的气概与情绪；这种气概与情绪，越到抗日战争后期便越显得突出。

当然，对抗战诗歌做适当的时间上移还是可以的，也是应该主动去做的。而不能像上面选项（1）所理解的，把抗战诗歌的起始时间定在1937年。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就侵占我国东北地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东北领土的大面积沦陷，也是中国现代抗日斗争的开始。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表现这一主题的诗便理所当然地要纳入抗战诗歌的范畴，如巴金的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十天之后的一个深夜并于1931年11月发表的《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就是一首比较早的抗战诗，它所表现的抗日内容非常明显、具体、饱满，其表达方式也颇具感染力。后来以小说享誉天下的巴金先生，早期能够写出这样的抗战诗，实属难得。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有影响的抗战诗歌已经出现了不少，如田汉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

另一方面，抗战诗歌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下延的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乃至在新中国建立后不同历史阶段涌现的反映抗战内容的诗歌也可以纳入抗战诗歌的范畴。抗日战争的过程是艰苦卓绝的，但其结局又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因此从抗战胜利一直到今天，不断有抗战内容的诗歌出现。尽管，和平年代里产生的抗战诗歌，与战争年代诞生的抗战诗歌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精神情绪的延续，和平年代的抗战诗歌也有一些优秀之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如王久辛的《狂雪》（发表于《人民文学》1990年7月号，后收入诗集并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就是在新的时空下产生的一首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涵饱满而深邃的大诗。

这样，我们对抗战诗歌，既做出一定时间的上移，也做出时间上的下延，便构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抗战诗歌。

抗战诗歌的文体类型

抗战诗歌的文体类型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从不同角度划分，可以分出不同类型的抗战诗歌。

（一）从作者归属角度做出的划分

从作者归属角度，抗战诗歌可以粗略分为文人抗战诗歌和民间抗日歌谣两大类。以抗战诗歌而闻名的诗人是很多的，如田间、艾青、戴望舒、陈辉、方冰、卞之琳、魏巍等。他们的诗歌风格是各不相同的，但与民间抗日歌谣相比，文人抗战诗歌又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如语言比较精致、相对复杂的艺术表达、鲜明的风格特征等。而民间抗日歌谣则相对比较质朴、简洁，并在构思、表达乃至选材方面显出一定的趋同性、相似性。

（二）从传播方式角度做出的划分

从传播方式看，抗战诗歌可分为口头和写本两大类。写本中，又分印刷、手抄、题壁等不同介质。而印刷中，又有铅印、油印等不同工艺的区分。

在印刷媒介并不发达甚至非常粗糙简陋的时代条件下，口头传播在抗战诗歌的保存、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抗日歌谣大量靠的是口耳相传，所以它们后来被书面化之后显出了这样的特点：差异中的雷同和雷同中的差异。

从媒介演进的角度看，手抄传播在今天即便不说绝迹也是非常少见了，但它在抗战时期的诗歌传播中却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手抄稍进一步的是手工刻印的传播，抗战时期的一些刊物便是采用油印形式。

再说题壁诗。题壁形式在抗战诗歌传播中也派上了大用场。题壁传播又有不同的情况。街头诗算是一种。街头的墙壁可以张贴诗歌，也可以直接书写诗歌。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或因纸张短缺，或觉得纸张受限，有时候便直接把诗写在了大街的墙头上。街头诗在抗战时期比较发达，形成了有名的街头诗运动。题壁诗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身陷囹圄的时候把诗题写在墙壁之上，如戴望舒的《狱中题壁》是一首传播非常广泛的优秀抗战诗篇，从题目便能看出它的题壁介质传播的属性和特点。

（三）从是否与其他艺术门类结合角度做出的划分

从是否与其他艺术门类结合的角度看，抗战诗歌有阅读诗和歌词、唱词等形式的区分。之所以提出阅读诗的概念，就是为了区别歌词、唱词等形式的诗歌。以歌词形式出现的抗战诗歌，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如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是表现了民族精神的一首大气磅礴的诗。还有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我们的国歌。它们在抗战时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歌词和乐曲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至于从篇幅角度区分出的长诗、短诗，从有无故事情节角度区分出的叙事诗、抒情诗，以及其他角度的划分，虽然也都客观存在，但因其不构成抗战诗歌文体类型的主要方面，故可略而不论。

今天，如果要编选一部抗战诗歌大全的话，数量上是很难做到完备的。但在覆盖面上又需要“全”。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可以拓宽视野，做出以下两方面的打通：

一是打通文学与音乐、戏剧等其他艺术之间的界限划分，既重视主要作用于视觉的以阅读为主的抗战诗，也关注那些与音乐、戏剧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常常作用于听觉的，可唱可诵的抗战歌。以阅读为主的抗战诗，是抗战诗歌的主体，数量上最为庞大。这类诗以阅读为主，但不排除可以朗诵；它们主要作用于视觉，但也有作用于听觉的时候。如戴望舒、艾青、田间、陈辉、魏巍等人，均为抗战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他们的抗战诗，虽然有时候被拿来朗诵且有不错的效果，但就其产生背景和传播历史看，却是不假其他艺术形式而存在的独立意义上的诗。而另一些诗人，如田汉、张寒晖等人写作的歌词，虽然可以看作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但它们最主要、最有效的传播形式是与音乐联姻，

二是打通文人写作与民间创作的分割，不仅仅重视专业性诗人（如艾青、田间、戴望舒等人）写作的抗战诗，而且关注那些说不出作者姓名、流传于民间的抗战歌谣。这样汇集起来的抗战诗歌，就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就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尽管对以上几种类型的抗战诗歌的选取都不可能做到悉数网罗，而只是选取它们各自的代表性作品，但在覆盖面上来说就是取的一种全面视角而非单一视角。

结束语

观察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不难看出诗歌这一特殊文体的两面性：有时处于不大引人注意的灯火阑珊处，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又容易获取万人响应的广场式效果。抗战诗歌便明显体现了诗歌后一方面的特性。重读抗战诗歌，会触发我们进一步多角度、深层次地思考诗歌的性质和功能问题。诗歌既有其作为文艺作品的审美属性，也有着属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社会功能。

抗战诗歌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今天，我们既可以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穿越时空，走进抗战诗歌的广阔世界，去倾听历史的回声；也可以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去阐释这些已经深深嵌入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甚至化作我们民族魂灵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诗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