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1919年6月29日，因为陈独秀被捕入狱而出面接编《每周评论》的胡适，在该刊第28号发表一篇公益性质的广告文字《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在称赞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等人主持创办的国民党报刊《星期评论》的同时，还把美国的《新共和》周报高悬为“全国舆论界”的模范榜样：

“美国前四年有一班政论家和思想家要想用一种‘思想界的组织’来做改造舆论的事业，所以邀集一班同志，创办一个《新共和国》(TheNewRe-public)。这个周报初出版的时候只销八百三十五份，不到两年销到几十万份。现在成为世界上一种最有势力的杂志。美国此次加入战团，变更百年来的立国方针，人们都承认是这个杂志的功劳！这个杂志的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所发的议论，议定之后，把全部认可的议论作为‘本社同人’的议论，不签姓名，以表示这是一致的团体主张。因为这一班学者、政论家能这样做‘有组织的宣传事业’，能采定一致的团体主张，肯牺牲最不经济的‘人自为战’的笨法，所以他们能收绝大的功效。”

与《新共和》周报和《星期评论》相对照，胡适公开检讨了《新青年》同人编辑经营《新青年》月刊和《每周评论》的严重缺失：“《每周评论》虽然是有主张的报，但是我们的主张是个人的主张，是几个教书先生忙里偷闲杂凑起来的主张，从来不曾有一贯的团体主张。《星期评论》可就不同了。……近年《新青年》杂志提出文学改革的问题。对于‘国语文学’有一致的主张，故收效最大又最快。但是我们有几种主张是内部先就不能一致的，所以不但不能收效，反惹起许多无谓的误会，挑起许多本可没有的阻力。这是我们亲身经验的事实。”

胡适所谓的“国语文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话文写作。在当年的《新青年》同人团队内部，所达成的唯一的一项普遍共识，就是全面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字宣传。

所谓同人刊物，是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一种文化载体。其主要标志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同人之间自由自治、契约平等、志同道合、目标一致。其二是正式稿件由同人供稿，同人稿件不用支付稿费。同人供稿不得拒绝刊登，特殊情况要给出相应解释。其三是同人之间或分工合作或轮流编辑，社论、社告之类的文字，必须经过所有同人民主参与、集体会商，并且代表所有同人的一致意见。其四是同人团队相对独立，刊物内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的收买利用和审查干涉。

胡适一生最纠结的未遂梦想

用这几条标准加以衡量，《新青年》虽然称得上是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同时又是各项指标都不够过硬的同人刊物。《新青年》能够从一份普通刊物转型复活为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主要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运用充分世界化的国际性大视野积极引导的结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同人之间“从来不曾有一贯的团体主张”；胡适仿照美国《新共和》周报经营《新青年》的办刊梦想，在短暂辉煌之后迅速破灭。

1922年5月7日，由胡适主编的政治与文艺类综合刊物《努力周报》(TheEndeavor)创刊。自创刊至1923年10月31日终刊共出刊75期，另有《读书杂志》增刊共18期。主要作者为丁文江、高一涵、陶孟和、沈性仁、朱希祖、陈衡哲、任鸿隽、徐志摩等努力社同人。由于胡适于1922年底南下养病，只好交由一直在北京与他同吃同住的安徽同乡高一涵勉力代行主编职责。在胡适、高一涵等人共同努力之下，这份周报虽然一度成为继《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之后又一份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却很快陷入了难以维持的末路困境。

1923年10月14日，滞留上海的胡适给远在北京的努力社同人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写信，表示要停办《努力周报》：“《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周报》，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然而，拟议中的《努力周报》始终没有与世人见面，反而给胡适、高一涵带来很不愉快的精神碰撞。1924年9月8日，胡适在写给高一涵的书信中开诚布公地表白说：“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努力周报》不出稿费，连发行部的人也不支薪，这是我最不安的事。所以改办《月刊》时，我极力主张，非集点资本，正不必办。……但我们既不要军阀的钱，又不愿把自己卖给那一个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这笔钱打哪儿来呢？”

在此后的岁月中，胡适先后参与创办过《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同人刊物，却始终没有妥善解决相对独立的资本动作与相对独立的言论立场的两难悖论，“办一个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样货真价实的同人刊物，也就成了胡适一生当中最为纠结的未遂梦想。（文/张耀杰，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