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阅舒芜先生的《串味读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其中《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一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舒文谈及丰子恺为周作人《儿童杂事诗》配图，于周诗、丰画评价甚高，赞为“珠联璧合”。

周作人与《亦报》的关系

解放之初，周作人没有固定收入，能在《亦报》发文谋生，主要靠陶亢德与徐淦两位引荐。徐淦不久后定居北京，知堂的文章便寄给留居上海的陶亢德，由其转交。

据《周作人年谱》所引知堂日记：1949年11月16日，收陶亢德信及《亦报》合订本3册，即复陶亢德信并附文章3篇，托其代交《亦报》编辑。20日，寄陶亢德信，附小文章5篇。22日，《亦报》发表《说书人》，署名申寿。自本日至1952年3月15日，周作人共在《亦报》发表短文计908篇，均载于“隔日谈”或“饭后随笔”栏。

《儿童杂事诗》是知堂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的旧稿，拿去交予《亦报》发表前，先给陶徐看过，两人都提出了增补建议。而知堂的意见则是，时移世易，心境已改，打油诗是写不成了，日后若要续补，可用散文体。

丰子恺配画缘由

舒芜文中推测：“至于丰子恺的配画，原来未必是周作人直接去找来的，他们二人平生似无交往，可能是一九五〇年上海《亦报》连载周诗时，编辑部去组织来的。”

儿童诗刊载前一天，即蒙《亦报》主编唐大郎的高度礼遇。一边在第二版刊登预告：“东郭生作诗丰子恺插图《儿童杂事诗》，明日起按日刊载。”同时配以十六字赞语：“好诗好画、名家名作、亦报之光、读者之福。”措辞极其隆重。同日唐大郎又在该报第三版，发表《新春报喜》（《亦报》1950年2月22日）一文，披露周氏本人提出《儿童杂事诗》需同时配画的意见。编辑部一致认为丰子恺是配画者的首选，遂由社长龚之方亲往邀约。

春节以后，我们第一桩快意之事，接到东郭生先生的一批儿童杂事诗稿，他是特地写出来给亦报刊布的，都一百来页，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心上的欢喜，真同得了异宝一般。这诗的出于名家之笔不必谈，它更具有历史和风俗上参考的价值，而描写儿童的性情神态都是以浅显之法，刻划甚深。作者之意，叫我每日刊载一首，每首辅以一画，我们都照他的意思办了。想来想去，画的人只有丰子恺先生，才能与东郭生先生的分量相称，因此之方马上去看子恺先生，他一口答应，并且说他现在就是欢喜画儿童的东西，答应得爽，画得亦快，已缴来一部分，明日起就可以与读者相见，如此盛事，在亦报是一喜，在亦报的读者，当然更是一喜。

丰子恺的配画发表后，《亦报》同文们果然赞誉有加。例如青衫《丰子恺最爱画孩子》（《亦报》1950年2月27日）说，“丰子恺先生爱孩子的心是赤诚的，因此他画孩子也越能表现他那毫无做作，率真而平易的风格”；同时，读者亦反响热烈，于是同年7月1日起至31日，《亦报》还图文连载丰子恺的童话《赤心国》，文字虽与刊于1947年《宇宙风》杂志的旧稿相同，但新绘的插图，在人物服饰诸方面与旧版有显著差异。

今人心目中，丰子恺自是不可多得的出色画家，其漫画尤其擅长描摹儿童的懵懂状态。舒芜也夸奖丰的配画令人满意，理由有三条：

丰子恺是中国漫画的鼻祖，以漫画配打油诗，品味正好相当，此其一。丰氏善画儿童少女，今为《儿童杂事诗》配画，诗中的和蔼的气氛同样见于画中，此其二。丰氏又擅长古诗今画，《儿童杂事诗》乙编皆取材于古诗古书，丰氏将其中好些画作民国服装，发挥了他的擅长，此其三。

童话·赤心国

周作人不喜欢丰的配画

舒芜接下来发问：“周作人对丰画也从未提及，不知意见如何？”

答案是，知堂不仅表达过意见，甚或还不止一次。出乎意料的是，周作人对丰子恺配画的态度，与常人迥异。十多年后的1963年4月4日，周作人致信香港友人鲍耀明说：“来信所说东郭生的诗即是《儿童杂事诗》。……上边有丰子恺为插画，乃系报馆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但我这里没有插画本，故只能笼统地说罢了。”（《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1960-1966》）

鹤生（周作人）在《于非厂的笔记》（《亦报》1950年3月20日）里自谦道，“对于书画实在是个外行”。实际上，周氏对书画别有其独特趣味。在《坏文章》里，他曾说齐白石、张大千的画，“不觉得它好”。不过，不欣赏还不等于讨厌；而知堂之所以会对丰子恺的画产生恶感，原因较为复杂，但总不能归咎于丰子恺态度不好，是故意敷衍。仔细分析知堂的话，海派风格尤为其不喜。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演过海派京派之争，周作人实为京派的精神领袖，早在1926年他就在短文《上海气》里说：“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还有更难听的话，恕不多引。可怕的是，一旦周作人将丰子恺的画与海派风格（上海气）相联系，其结果就只有深恶痛绝，弃如敝履了。

周作人非但对丰子恺的画评价不高，出于同一原因，还对丰的译文颇有微词。1964年的日记里，留有若干记录，对丰译《源氏物语》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尤其讨厌丰“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王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问题的症结，也全在海派风格。即浮皮潦草，惯走捷径；喜用成语，等于是遮蔽了小说的日本原味。

丰子恺配画含有错误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原因，此前无人道及。即丰子恺的配画之中，竟含有事实性错误，估计也会让早年受过现代科学熏陶，刻意求真的知堂颇难接受。

本来，丰子恺漫画以其纪实功能称著于世。郑振铎就表达过如此观感：“在许多的富于诗意的漫画中，他（指丰子恺）附了一幅‘买粽子’，这幅上海生活的断片的写真，又使我惊骇于子恺的写实手段的高超。”然而由于丰子恺需在短时间内赶制配图，笔下亦难免粗疏。例如“甲之七 扫墓一”里的狮子，画得更类于犬。至于事实性错误，则见于“甲之八 扫墓二”（刊于《亦报》1950年3月2日，坊间通行的钟叔河所编《儿童杂事诗笺释》书中，改作“甲之八 映山红”）。

儿童杂事诗·扫墓二

画的题材是“上坟船”。我们知道，《上坟船》曾是周作人1940年所作同名散文，于越中扫墓事相关的著述，多有涉猎。想必对此类题材，已浸淫多年，故而记忆犹新。

而丰子恺于上坟船，也有着鲜活的记忆。年逾七旬的他在《缘缘堂随笔集·清明》里，栩栩如生地忆及幼时跟着大人去乡下搭船扫墓。在孩提时期的丰先生心中，上坟诚是“乐事”一件，这体现在文中传递的细节极富童趣：

正清明那天，上“大家坟”。这就是去上同族公共的祖坟。坟共有五六处，须用两只船，整整上一天。……白天上坟，晚上吃上坟酒。……船里烧出来的饭菜，滋味特别好。因为，据老人们说，家里有灶君菩萨，把饭菜的好滋味先尝了去；而船里没有灶君菩萨，所以船里烧出来的饭菜滋味特别好。

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呢？请参阅两节陶亢德的文章《上坟船》（《亦报》1950年3月12日，署名雪窗）：

因想向唐龚二位建议：儿童杂事诗画登毕后千万出单行本，故有此文之作。

子恺先生画儿童拿手，无话可说，只是器物有错误处，这本难怪，因丰公是嘉兴人，而东公是绍兴人。但当以在出单行本时修正为尤佳。如上坟船，画无篷者，虽不一定错而只好说错，因绍兴“台门府”人家上坟之船，有篷，篷有“明瓦”，船身也着实要神气，船头还有一对小石狮子之类，船里有匾有联，着实讲究。最大者叫六明瓦，船里可打麻将，好像还有雅室之类，设匟床似的东西。丰先生画的那种也有，但这是“乡下人”才用的，原供上田畈，当然也上坟，但台门府人家不屑用。

通读周作人年谱，可知在北返后，周氏仍旧与居留沪上的陶亢德保持着相当频密的书信联系。彼此间谈些什么呢？据《亦报》1950年6月27日载十山《人与虫》：“雪窗近来看到西儒的讲人与虫，本能与理性的一篇论文，其中有云，虫的行动有时比人更合理。他在信里抄来给我看，说亦妙语也，我也觉得确是名言。”外人看来，所谈不无琐碎之感。好在也能因此推断，周作人兴许在第一时间就将其对丰子恺配画的不满情绪，传递给了陶亢德。遂有那篇文章。

陶亢德与丰子恺的友谊也很绵长。他写过与丰子恺多次交游的回忆文章（《贫贱江头自浣纱》，《古今》1943年19期）；学者钦鸿还提及，正是在陶亢德介绍下，丰子恺指导过初出茅庐、画技还稚嫩的华君武（参《文坛话旧(续集)》）。有鉴于此，当陶亢德撰文直指丰画的错误时，语气婉转，尽量照顾到了后者的面子。

“区域经验”的差异

简而言之，陶文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即丰的差错，实缘于“区域经验”（Regional Experience）的差异。尽管丰子恺与周、陶同为浙江大同乡，但分属不同的府县，因“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而导致让画家与观画者的感觉判然两异。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儿童杂事诗，《亦报》上还发生过一则“纠纷”。1950年3月2日柳絮（张廉如）指出甲之六《上学》所引儿歌，“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有异辞“吃饺饺”，说那饺子是“扫墓所备酒食的一格”。（《看姣姣》）两天后，便有署名“小生”的绍兴人（疑即陶亢德）撰文批驳，说“绍兴风俗，新娘子过门，在头一年的清明节，一定要全身打扮得和新娘一样，去上夫家的头年坟”；至于上坟船的饺子，俗称“艾饺”，色泽幽绿，淡而无味，“儿童并无深嗜，而且也决不称之谓‘饺饺’”。（《吃饺饺？》）文章甚至怀疑柳絮并非土生土长的绍兴人。而经过多天的酝酿，十山《看姣姣的来源》（《亦报》1950年3月16日）更点明范啸风《越谚》、娄子匡《越歌百曲》二书均采用“看姣姣”，并举弹词里的“美多姣”、戏文说白常有“姣姣”的词汇以自证。可以想见，柳絮之误，除了不翻书，恐怕也有区域差异在“作祟”吧。

丰子恺

记得知堂在《两个鬼的文章》里，曾征引陆游的诗句：“万卷虽多当具眼，一言惟恕可铭膺”，并说“恕字终身可行”。岂知事若关己，恕字遂难以实行。显然，一向以冲淡平和示人的知堂，其内心深处是很讲原则的。

只不过，艺术很难有整齐划一的评判标准。古话说，诗无达诂。这是经验之谈，其实相较而言，画的优劣比诗更难评估。舒芜在文中，也以举例的方式评点了丰的配画，最后达成如下观点：

不能说已经完全表达了原诗的情与意，但恐怕再也难以想出更好的画法。反正各种艺术各有所长，亦各有局限，就着诗来配上画，原与独立作画不同，我们只须记住这里的画本来是要配着诗来看的，也不必强求其所不能了。

思虑及此，方是恕道。

虽说儿童杂事诗画日后出单行本时，并未按陶亢德建议的那样稍事修正，留有些许遗憾。然而普通大众自不必跟从知堂的苛评，而就此改变爱赏丰子恺配画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