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宽的房子，最有用的是睡的床板，坐的椅子，吃饭的碗筷，洗手间里的马桶。那么窗架和阳台上的花草，书房和书架上的图书，桌子上的艺术品和墙上挂的画……有用吗?多余吗?没有了它们，只叫温饱，有了它们才能靠近诗意栖居。

诗歌总是面对一种认知上的尴尬。场面上夸奖:“诗是文学的皇冠上的明珠!”而在对诗歌的指摘批评中，有一种说法，没有用。这种说法不会在大庭广众中高声宣扬，但会在私下，特别是内心深处藏着。一旦说出来，也是另一种腔调，无病呻吟呀，自我欣赏嘛，文字游戏啊……特别是对待新诗，有人说过给二百大洋也不看。诗歌尤其是新诗，真的无用吗?没有日常功用的诗歌存在的意义何在?新诗出现一百年了。看来无用的新诗依然摆在人们面前，恰恰让我们想，也许新诗证明了其“无用之用”，存在且有意义。

古代诗论均认为诗歌能反映社会、时代和民情。朝廷有官员到民间收集歌谣，就是常说的“采风”。借“采风”之说，我们回顾一下新诗的历史。一百年前，胡适发表了他的小诗《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有人把这首诗，视为中国新诗的开篇。也有许多人说这首诗太幼稚了，是大白话，口水诗。什么叫好诗?不是一个比一个写得精致，也不是后来居上的进化论，而是经过若干年以后，所有流行一时的诗歌都退潮后，它还站在那儿，这就叫好诗。新诗是创新者的试验田，最后能留下的，必然是与时代社会有关联，记录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比方说这首《两只蝴蝶》，虽稚气，但胡适叫中国人知道了，写诗不必平仄押韵，不必用文言文来写，可以想什么就写什么，当然这首诗还有格律的影子。《蝴蝶》飞出来是一个象征，象征春天到了，还有点冷清孤单的春天。此风一开，春雷萌动，像春雷一样的这个人叫郭沫若，狂飚般给国人写出一本诗集《女神》。他的诗像疯子一样的呐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也许今天还会有人说，写得太直白了，口号，一点不含蓄。那个时候不得了，私塾里的书生们还摇头晃脑押韵地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突然有一个人笔下的诗行像雷声炸响。中国人发现他叫出来的，竟然就是大家想叫的心声，压了几千年的声音，被他喊出来了。有《蝴蝶》报春，有郭沫若雷鸣般狂啸，记录了一种五四新文化时代的到来。中国新诗就这么风风火火诞生了。

说到诗歌的无用之用，让我想起《庄子·杂篇》中庄子与惠子的对话:“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之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所以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这段话饱含庄子智慧。庄子说，土地广大，人站立在足下有用的也就那么一小块，若认为没在足下的土地无用多余，挖掉并且一直挖到黄泉，那么足下的有用的那一小块还会有用吗?一段很有意思的说法。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是相当困难的年代。住在集体宿舍里，工厂分配给我的家具，是一张床板。床板上放一张草席、一床棉被、一只枕头，床板下放一只脸盆，一双鞋子。这就安心上班了。每一样东西都有用，缺一不可。这叫生存条件。那时候，我的枕头下只比别人多一本书，诗歌或小说，有时只是一本过期的杂志。有用吗?没用。但有了这本书，枯燥干涩的日子，好像有了寄托。寄托有用么?没用。但有寄托的日子就像有了润滑剂，过起来就不那么苦涩。现在居住得宽敞多了。再宽的房子，最有用的是睡的床板，坐的椅子，吃饭的碗筷，洗手间里的马桶。那么窗架和阳台上的花草，书房和书架上的图书，桌子上的艺术品和墙上挂的画……有用吗?多余吗?没有了它们，只叫温饱，有了它们才能靠近诗意栖居。对了，诗歌的无用之用，就是精神上的诗意生存与现实中的诗意栖居。诗歌的无用之用，就是一步步引领我们告别野蛮与低俗，让生活和心灵都洒满文明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