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在《零度写作》中提到当人们问瓦莱里为什么不发表他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讲义时，他回答道：“形式是值钱的。”在这里，瓦莱里显然是表明了他对他的精神创作成果的珍视，他认为它是唯一的，是难以替代的。这样的回答，也表明了瓦莱里难以容忍让这种精神的唯一性变化为大众的审美，换句话说，就是瓦莱里难以忍受瓦莱里大众化。这样一来，当我们在这里提出“诗歌的孤独”这样的问题时，我们的态度似乎应该是象瓦莱里一样自负地自我欣赏与暗自高兴的，但提出后的现实却与此期望截然相反，当我们说出“诗歌的孤独”这五个字时，它却得到了大量的共鸣，这种远出瓦莱里意料之外的回答，证明了诗歌的孤独早已经普遍化，也说明了现今“形式的价值”已是不太值钱了。

这样的现实，便使得我们大量的正在创作着的诗使人们产生思考，而最明显也是较容易找到的答案便是这种孤独是由于现今社会的经济大潮盛起而遭冷落的一个客观事实，或者在这种潮涌中，人们的思考与趣味不再探究自身以外的世界，甚至连生、老、病、死这样的客观现实也不屑于或无时间与无精力去从思想上与情感上照顾它了。对于这些人群，现实就是眼前的存在，而看不见的一切均为非现实的，连眼前的现实都来不及完全拥有，哪还有其余的兴趣与精力去探究此外的存在呢？于是，这些表面的事实便构成了这些诗人悲叹的原因，而另一类诗人。为了更“接近现实”便投入了怎样愉悦读者，读者喜欢什么？怎样为读者写作等等这样令现今的文学界百般头疼与不断提出的问题中去了。（另外，福楼拜虽然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视作缠绕作家的不可救药的恶，但他不也明确地加以全盘接受了？！）。于是，怎样的文学表达方式是“群众喜闻乐见”并所欢迎的？这样的问题便吸引了大量的创作苦闷者，当其中一些人冲破了这层苦闷，以简单的逻辑和普通的情感获得大量的读者与反响时，这种不甘寂寞与孤独的现象却又构成了前一类诗人的另一层悲哀与愤怒。

但问题是，写作的喜悦与迷人的力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这样一问，这些被悲哀的人开始喜悦起来，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反质问的理由与自解的方法。而那些正在悲哀的人却表现出一片迷茫。

如果找到了写作的真正自由与快乐，那还会悲哀吗？还会孤独吗？回答是，依然是悲哀、孤独的。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所悲哀与孤独的内容与对象却起了变化，因为这种孤独与悲哀是自己面对自己所提出的，故而，它是积极的。在这种想方设法战胜自己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愉悦，但自己却又是永远难于完全战胜的，所以，他又将面临新的难题。他不断的战胜难题，又不断的面对新的难题，他的敌人永远是自己。于是，在这种不断与自己战斗的过程中，他几乎已忘记了孤独和悲哀，因为，他从此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一个神秘又迷人的对象--他有了一个自己。他从此不再孤独与悲哀了，看起来是这样，但其实，他依然是孤独的，悲哀的。只不过这一次的孤独与悲哀是别人所看见的，而不是他自己所强烈感受的了。

这时候他的遭遇与背景已变换了内容与性质：他处身在他自己的孤独与悲哀中了。在这样的处境中，有一个新的现实出现了，那就是：他充实了！换句话说，就是：他的悲哀与孤独是有了内容了。他的现实都在这种新的内容中不断扩展，他的生命也便在这种现实的扩展中不断生长，扩大。但是，他越扩大，他就越是遇到新的更壮大的自己（在这里，自己是难题的一个表现形式与承载）。

这样一来，他就几乎忘了自己，剩下的就是怎样不断地向着自己发起冲锋，超越自己。结果，他回首一想一看，那些早期的孤独与悲哀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而读者与现实中的目光与态度也已成了一种陌生的环境，一种与他分开的世界，他们忽然都与他无关了，于是，他微笑了，他自以为已战胜了悲哀与孤独了，他自以为他自以为他现在可以欢乐与喜庆了，（形式的价值在这里通过相反的命运获得了肯定与胜利）。但当他真想好好欢乐一下时，却发现他的自己，它并不欢乐，他也并不能彻头彻尾、自由自在地象只腾空的小鸟般把大地一脚蹬开，想怎么叫唱就怎么叫唱，他还是离不开现实，离不开他眼前这种他自以为早已与他无关的、陌生的世界与人群。他们还是存在于他的身边、脚下、和不断的呼吸中，他难以摆脱，（他其实从来没有摆脱，以前他只是无视罢了）。这时，他又想到了人，人的多方面于丰富性，他又开始追问起人与创作的真正关系。

问题是，这种关系他却早已忘干净了，他自以为他是不会再去关心，化时间去思考了，他自以为他早已超越了这种关系。但现在，这种关系又一次来到了他的心中。于是，他又一次沉入了悲哀，这样，他被又一次带到了孤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