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甘蔗里的那一点点甜汁、水分和空气就可以让萤火虫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下一次盛宴时刻放它们出来依然庄严发光。

编者按 昨天，热热闹闹的2016台北书展落幕，展望新年，更多书展正在路上：香港书展、上海书展、北京书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办书展？书展对一座城市而言有何意义？除去出版社的广告、作家的自我宣传和消费者的购书热情，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书展意味着什么？一次文学的启蒙？一次智识的唤醒？一次自我发现的历程？对于书展，我们该抱有哪些期待？

2016台北书展于昨天落幕，大概因为早在2009年，我就已经来到过台北书展的现场，此后7年，几乎也未曾间断地在书展期间赴台，所以，我对书展的关注，早已不再是马英九去了哪些摊位、买了哪些书，甚至也不再是今年在书展上可以买到哪些新书。我想，凭借着自己这些年频繁往返于香港、台湾、北京、上海等地的经验，或许可以谈谈我眼中这几个地方书展的异同之处，当然，其中有些是较为私人的经验之谈。

2008年夏天，我凭着一股莫名的冲动，自费去了当年的香港书展，然后我见到了久未露面的香港作家钟晓阳、我见到了八年磨一剑的台湾作家朱天文、我见到了从美国赶来的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我也见到了同样定居在美国的作家哈金……那短短的一周里，我每天从早到晚泡在香港会展中心，围着讲座、采访、写稿这三件事打转，忙碌而幸福。这一年的香港书展让我觉得生命里的某扇门被打开了，我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第一次听王德威的讲座，才知道原来文学评论还可以这样子做；我因为朱天文《站在左边的讲座》，知道了“巫”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那一年的某些人，在若干年后成为了我愿意追随的导师；也有一些人，我在阅读其作品后觉得不过尔尔。如今回头来看，我想感谢香港书展的“名作家讲座系列”这一平台。

2014年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活动上，香港作家钟晓阳分享新书。

在每年的香港书展上，香港贸发局会和不同的机构联手策划活动，比如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名作家讲座系列”，便是贸发局和《亚洲周刊》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每年邀请两岸三地的作家们来进行主题演讲。有时候演讲围绕他们的新书展开，但在更多时候，主办方会与受邀作家商量个主题出来。每一次演讲时长为两小时，通常来说，前一个半小时为作家的主题演讲，最后半小时是观众提问时间。在我频繁去香港书展的那几年，主持人通常是梁文道、马家辉等香港文化人，提问水平很不错，但不知怎的，去年香港书展换了一批几乎不读书也不关注书的主持人，惹得嘉宾叫苦连连，那是后话了。

这些讲座都在封闭的房间里举行，除了持有证件的嘉宾和媒体之外，参与者需先在网络上报名。讲座入场前，你会看到房间门口有两列队伍，一列是已报名者，另一列是未报名者。已报名的读者先行进入，另一队列的读者则要根据现场情况再决定入场人数。

封闭的空间和两个小时时长，这是我喜欢香港书展上讲座的两个重要原因，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讲座的品质才能得到保证。这个时代有些话说得还是太急太快，我们可不可以慢下来，安安静静地在两个小时里听一个人把话讲完整？可不可以给一个好作家足够的时间，去说一点可以被认为深刻的话语？当一个作家出现在书展现场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只是为了宣传新书，而也有精力和勇气去讲一些别的话题、去传播知识与智识？

2012年，资中筠在香港书展讲座。

在活动的内容和组织层面上，我确实觉得，在两岸三地的全部书展中，没有谁做得比香港书展更好。台北书展当然也会有很多活动，主题广场、蓝沙发、黄沙发等等场地都是半开放式的，读者们偶然路过、停下脚步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现场秩序也都没问题，但我认为，活动的时长是它的致命伤。

台北书展的所有活动最长就是一小时，考虑到前后两个活动的换场时间，标注为一小时的活动，实际上只有55分钟。而在每场活动上，通常有3、4个人共同去讨论一个话题。有些话题其实很有意思，比如今年书展上苏伟贞、林俊颖、陈黎的爱荷华写作计划的分享会，以及黄丽群、章缘等四位女作家讨论的四地女作家的创作日常——但一个小时真的太短了，除了留给读者的提问时间，台上的嘉宾能说多少内容呢？很多话还来不及说，活动就已经结束了。

2015台北书展，一场关于书籍装帧的分享会。

单就举办讲座活动来说，台北书展和香港书展值得借鉴之处，在于他们会把活动的组织和规划分交给不同的合作机构，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而不仅仅是出版社自己去想，要做什么活动。出版社的活动理所当然会从新书出版的宣传角度出发，但第三方的加入会让活动变得更加丰富有趣也更加独立。

从这一点来看，大陆的上海书展有从中学习借鉴，尤其是上海书展期间的“国际文学周”。早先我参加过的上海书展，并没有什么愉快的体验。印象里，2010年上海会展中心的活动现场全部都是全开放空间，往往几场活动同时进行，像是叫卖一样，为“招揽”读者，作者们只能比谁的嗓门和麦克风声音更大。但到2011年，事情有了转变。首先是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推出，让上海书展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这一年珍妮特·温特森、勒克莱齐奥、托宾等国际作家的到场，让文学周的名号一炮打响。这一年，上海展览中心的西厢房等场地也开始被启用，让作家和读者开始有一个安静的场地进行交流。而后来思南公馆的加入，则让文学周的场地变得更固定化，也更巩固了其品牌。

思南公馆的国际文学周活动。

除了活动的组织和策划，我觉得香港书展对细节的要求也很值得大陆书展学习。香港书展是亚洲最大的书展，展场里承担的一大功能就是售卖图书，再加上暑假的关系，如果你站在扶梯上往下看，看到密密麻麻的入场者是常态。这样巨大的人流，却并不会令人觉得现场混乱，这是因为书展现场各种疏导方式。包括大量单行道的使用，以及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随时都在进行客流的疏导，这里人很多，但这里有作为书展应该有的秩序。

已经举办了二十余年书展的香港贸发局当然也不仅仅只有书展的经验，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许多小细节里透着贴心。包括用于单行道隔离的每个铁架子的底部支架都会包上布，免得读者不小心踢到伤及脚趾。甚至还包括他们会为来自大陆的媒体准备简体字新闻稿，而为来自港台的媒体准备繁体字新闻稿。这许许多多的细节，构成了人们在书展现场的综合体验。

香港书展资料图。

我们为什么要举办书展？书展对一座城市而言有何意义？遍布于这世界的书展，其实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功能。比如，伦敦书展的功能更集中在版权的意义上，香港书展和台北书展更多是面对读者进行图书售卖；比如，出版社参加书展是为了打自己的品牌，而有的作家参展是为宣传新书。但作为读者们呢？我总觉得，除了买书之外，如果能因为一场书展，而让更多人觉得精神生活的某扇门被推开了，就如同7、8年前我在香港书展上所感受到的那样，那会是件非常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因为听到几场精彩的演讲，而愿意更多地阅读和思考时，我们的生命也在一点点被改变着吧。

在这里，不如借用几年前我在香港书展上听过的一场（应该也是我在这里听到的最动人的）讲座的内容作为结尾好了。这来自台湾作家唐诺的演讲，题目是《书——两千本的奇迹》，结尾是这样的——

“科学家给我们阴森的预言，但文学家跟我们讲的，则是美丽而且明亮的故事——我说的是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书里那位披着一身庄严光华从黑夜中走到玻利瓦尔卧房里的处女，她的光华原来来自发带，她把萤火虫粘在发带上因此闪闪发亮。可萤火虫不是很快会死掉吗？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她随身带着一小节挖空的甘蔗，当她解下发带时，便把萤火虫收进这节甘蔗里。原来如此，原来甘蔗里的那一点点甜汁、水分和空气就可以让萤火虫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下一次盛宴时刻放它们出来依然庄严发光。

我自己读这段文字时非常震动，因为它解决了我童年至今长达四十年的一桩心事。我小时候抓萤火虫，每次以兴高采烈开始，但总是很快以悲伤告终，你所有的总是短逝的光华和一只只很丑的黑色小虫尸体。原来可以这样，原来一小节甘蔗就是答案，甘蔗在我们台湾乡下满地都是半点不值钱的。

对我个人而言，书，尤其是纸本的书，不过就是这样一节挖空了的甘蔗而已，最终，我们真正要保护的，是里面存活下来的萤火虫。

把梦、想象以及思维的成果写在纸上，印在纸上，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我们还知道，没纸张时，他们写在竹子上、纸草上、羊皮卷上、泥版上、大片叶子上，以及更早之前的岩壁之上——我的意思是，我习惯而且确实喜欢印成纸的书，尤其在浴缸泡澡或在长途交通工具上时，但我知道这不是书籍曾经有过最美丽的形式。我也能感同身受，当书籍开始用纸张大量印刷出来，当时一定有一些人也有他们情感上、习惯上以及美学上的慨叹和悲伤。但这无关宏旨。

我很希望马尔克斯的美丽故事能带给大家必要的镇静和心思清明。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好的书给予我们的通常不是所谓的欢乐，而是更稀有的镇静和心思清明。也许有一天他们真的会发明出来能养活这些萤火虫的更好的工具，像博尔赫斯带点天真期盼的，也许未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说不定。但在这之前，我相信还有相当长一段时日，我们还是得继续带着这一节挖空的甘蔗，一如大家今天放弃做更多有用的事来听这场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