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的执著的批判性格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我在青年时代遭遇到十年文革，除了社会政策荒诞外，令一个爱思考的少年难以忍受的是，一切都有钦定的答案。

一、 我过着孤独的智力生活 与同道切磋已成奢望

郑也夫

一问：你的新书名为《文明是副产品》，其实你极其推崇“副产品”，在《信任论》、《代价论》里也经常提到这个概念。这让人想到你的学术研究似乎也没有太多计划性，“副产品”的概念是你个人学术经验的投射吗？你是如何确定自己某个时段的研究方向的？

郑也夫：我选择研究对象，主要凭兴趣。当然不是一时的兴趣，一个兴趣在脑子里长久不衰，就转化为有意识地思考了。这时候理性才进入。比如《文明是副产品》在脑子里盘旋了二十年了，才确定要正儿八经地研究它。兴趣是很综合的东西，选题之兴趣也是如此，兴趣的主要成分当然不是理性，但它里面包含着对社会价值的感性判断，即有无意义。

二问：你在《信任论》的前言中说自己“深深陷入对理论的迷恋中不能自拔”，理论对你来说魅力何在？

郑也夫：与其说原因在于理论，毋宁说在于自身。这是自己的性格使然。源自一种求知欲，不是想知道多少事实，而是要追问为什么，何以如此。而又不满意此前已有的解释，只好自己求解，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欲望，自己去解释为什么的愿望。当然自己不能无中生有，于是对各种解释系统都格外留心，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理论，而且包括心理学、生物学的理论。

三问：你说乾嘉学派毕竟享有一个精湛智力生活的群体氛围，而今日精致追求者只是孤独的个体，包围他们的是无数垃圾制造者。你有同样的苦闷吗？

郑也夫：少有真正的同道。我的一部新书《文明是副产品》出笼了，我不怕别人挑毛病，真心希望与同仁切磋。但是你找不到。很多昔日的同仁，忙得不可开交，做官的忙于行政，不做官的忙课题，他们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我早就发觉到，所以连送他们书都在犹豫。他不读书，你送他作甚。网上提意见者，大多段位不够，意见过于肤浅。有些积累和水准的人没工夫读。这本书送给李零，他对“文字的起源”评价不错，但我几次要求，他还是一条意见也没提。我自知没有毛病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有点失落。我和有些学人不同，他们写出东西怕别人提意见，我是爱给别人意见，也希望别人给我提意见。我以为这才是学术生活、智力生活。也就是说，我在过着孤独的智力生活，与同道切磋已成奢望。

二、 就社会角色而论 我很早就选择了只做批判者

四问：现代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常把那些有着很强的计划性，一步一个台阶的人当作成功的榜样，而把兴趣广泛，没有按照一条直线晋升的人当作批判的靶子？这种导向会造成什么结果。

郑也夫：社会上有个性的人在减少，多样性在丧失。表面上看似乎有效率，但是没有创造力，最终效率也将丧失。

五问：你在《代价论》里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包容——实干者、批判者和梦幻者。”你给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批判者吗？

郑也夫：就社会角色而论，我很早就选择了只作批判者。与批判者对应的有几种角色。其一，实干者。工人、农民、工程师、企业家、公务员都属于实干者，我不是做这种工作的，不在这种岗位上。其二，梦幻者。我是无梦的人，无梦是很可怜的。之所以无梦是因为青年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允许我们有梦，我们连最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多幻想就多痛苦。其三，唱颂歌，我不会作的。社会有分工，何况唱颂歌是不乏其人的。政府的工作做得好，也不劳我去歌颂，这样的人如过江之鲫，多得是。我的执著的批判性格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我在青年时代遭遇到十年文革，除了社会政策荒诞外，令一个爱思考的少年难以忍受的是，一切都有钦定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太荒诞。我在《半开放社会》的前言中说：“不管我内心有怎样的好争辩的潜质，是荒诞的时代中的荒诞的命题压迫我们，驱使我们上路的。八年半的知青生活中，我精神上完全是在同正统观念的争辩中长大成人的。那争辩或显或隐。显是和好友争论，不敢和真正的先进青年争论，那必成反革命无疑。隐则是内心的挣扎和长考。如果放弃‘争辩’呢，那几乎就是放弃精神上的生存。螺丝钉有精神吗？我们因为论辩而生存。欧洲中世纪晚期有笛卡儿言：‘我思故我在。’十年长夜中的那些异端少年赖争辩而生存，而摆脱奴颜。”批判有其伟大的功能，我为自己还算胜任这一工作感到骄傲。

六问：你期待出现一批“与时代同步的，深刻的保守主义者崛起”，你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吗？现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你说的这一批“深刻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什么条件能促进这个群体崛起？

郑也夫：我是一个匹夫、侏儒，释放两句言辞而已，谈什么“崛起”。“崛起”当指一个群体，一种思想派别。我一贯又是无帮无派的人。思想上也是不三不四。有些方面保守，有些方面激进，深层是不可知论者。

五四时代，激进思潮占了上风。那时如果有更多的“深刻的保守主义者”，有可能会使中国社会日后的选择更稳妥。但很遗憾，保守主义者存在，但是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原因是什么，我远未想清楚。我只知道，现在期待“深刻的保守主义者”几成奢望。多读民国学者的著作会发现，今天的学者是不够格的。无论是激进的思想家还是保守主义者，在时代高度上都落后于民国的学者。我们民族的文化现状就是这个样子，还要经过漫长的复原期。何况我们现在不享有二、三十时代的自由空气。

保守主义可以捍卫常识、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自然有其功能，可以抵御有权力者的躁狂症。

三、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复兴难乎其难

七问：你在《代价论》里系统说明过“传统与反传统”的关系，现在时代环境变化了，你的观点有变化吗？

郑也夫：没有。

八问：你如何看待如今传统文化的复兴，比如政治儒学的登堂入室，你认为这是“传统的复兴”，还是“传统主义”的复兴？如今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当红”，很多此前并非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都迎合时势加入传统文化的大军，这时研究传统文化还能算是保守主义吗？

郑也夫：“传统主义”不可能复兴吧。传统主义应该是一切唯传统是瞻，也就是“尚古”。现在是尚新的时代，众生崇拜时尚还来不及呢，尚古能复兴？我是不相信的。有一小撮尚古的人是可能的，也是挺好的事情。

传统与传统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传统包罗万象，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的复兴也是难乎其难的。它被一个世纪的反传统扫荡干净了。它已经不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中和行动上，只存在于典籍中。而这典籍与中国人和外国人，几乎是一样的距离。我不反对一些朋友为之复兴而努力。多一种思想资源是好事。只是我没有那么乐观，不认为它能复兴，也不认为它能治天下。

我们再说广义的传统文化。它能复活吗？眼下谈《论语》《道德经》的书不少，古装电视片更多如牛毛。我没有丝毫非议他们的意思。多了解古人是好事情。但不能将之看作传统文化复活的指标。复活，意味着那种价值观进入人们心中，支配人们的行为。不要说读者和观众，电视片的制作者都很难说走入传统了，他们不过是拿古人的故事赚今人的钱。

九问：你认为腐败可以腐蚀所有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以你对现在的学界是十分悲观的。

郑也夫：地皮财政影响的是全社会的人。包括搞出地皮财政的官员，大笔的进款导致他们大手大脚，岂止吃喝，盖个场馆、修条道路，统统是大规模、超豪华，因为有钱，不受约束。影响到普通的年轻人，就是无雄心，功利，庸俗，他们要结婚，只好为买房拼命挣钱，别的都是瞎扯。

十问：你认为“皮洛士的胜利”（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应该进入社会科学术语之中，在文章之后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下一次胜利？我们该谋求什么样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将是人类，特别是其中被称为学者的那帮怪物，必须思考的了。”你现在思考结果如何？

郑也夫：中国经济这些年的“成就”就是在为我上述的想法做着注脚。我们曾经陶醉于高增长的指标，现在已经为产能过剩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这些过剩的高炉怎么办，日后还有用处吗。我们的高增长带来了环境的巨大破坏。继续这么干下去，进入所谓小康之时，就是环境彻底败坏之日。这难度不是“皮洛士的胜利”吗。要懂得“代价”，学会算账，更重要的是社会决策中要有制衡，不然一定代价高昂。

《文明也是副产品》 郑也夫著 中信出版社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