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男 ，1954年8月8日，出生于昆明。14岁辍学，当过铆工，电工，搬运工等。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组织委员会委员。

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一首诗的“好”却是超越语言的。一位韩国诗人曾告诉我，在他看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最高之诗。一首诗的“好”也是超越历史的，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觉得李白的诗是好诗，萨福的诗是好诗。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把永恒的“好”表达出来。

诗近于宗教，但宗教只有一部经典，诗却是一种天然的民主，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语言来师法造物主，创造自己的《诗经》。决定一个人是否是诗人的，不是君权神授，而是文明史。这是诗的世俗性，也是它容易被打着各种旗号复习陈词滥调的原因。

若问一首好诗的“好”究竟是什么，那么，别无他法，我只能读诗给你听。我们无法像谈论一部电影或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谈论一首诗，诗是不能转述的，不能说有一首诗，它讲了什么什么，所以有多么多么好。一首诗就是诗人所创造的一个场，必须由读者自己进入，置身其间，才能真正感受和判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历史时间中积累而来的阅读经验会告诉你，什么是好诗。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首分行排列的东西，就像行为艺术一样，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就很难说出好坏了，而诗必须比较，放在书架上、放在经验中进行比较。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将历史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三种。诗的魅力也是有不同时段、不同范围的。好的诗会不胫而走，不好的诗比较尴尬，发表出来之后还要自我辩解、自我营销。将经验中的好诗与今天的诗放在同一个平台来展示，这个办法我赞成，这会调动起许多因素，比如《诗经》中的好和新诗中的好分别是如何好，这就有许多话可说。一比较的话，读者就会发现，《诗经》不是首首都是长时段的，而新诗虽然不过100年，也有那种长时段的“好”在。

“它打动了我”，常常成为人们喜欢甚至感谢一首诗的理由。我承认打动的重要性，但打动却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好”。是被诗打动，还是被语言的小花招打动，被一些意思、观念、结论或某种抗议、媚俗、哗众取宠、奇谈怪论所打动？这种打动能否穿越时间，一直打动？诗创造着文明，文明也以诗的方式塑造着诗、筛选着诗。当种种呓语随时代变化而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依然被屈原李白们打动，他们不仅打动了我们，也打动了时间。

真正好的诗就像塔一样，塔基广大，语言直接、简单，让很多人有感觉，被打动，可以进入，但诗真正的核心，它要表达的最隐秘的部分，是一层层往上升的，读者经验的深度不同，对诗的领悟也就不同。不是说只有作者才有精神性的东西，读者只是像学生那样一一接受。诗是对无的召唤，如果读者心中对“无”毫无感悟，满脑袋都是如何占有，他就无法进入诗。

现在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是，一个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被媒体发现，马上就会变成新秀，喧嚣起来，浮躁起来。这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诗变成了一种走钢丝的行为艺术，只有抓住眼球才是好诗。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传播的“百花齐放”的时候，如何树立和建立写诗的“金字塔”，恐怕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这不是对诗的要求，是对世故的要求。“走红”也只是衡量明星的标准，不是衡量诗人的标准。刚刚去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不是“走红”的诗人，他的去世之所以为很多读者所知道，是因为他持续一生的攀登般的写作。他在世界上有读者不是一年两年的事，60年来他一直有粉丝，60年后他还会有读者。

世界永远焦虑，诗却是一种定力，每个时代都是，焦虑不安的晋，出了个陶潜，悠然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尊重中国当下那些持续写作30年以上的诗人，他们30年来一直写，一直有读者。看看国内那种超市般的书店，你就知道30年来一直有人在读他们的诗是多么了不起。中国当代诗歌早已不是某些抒情诗选本中展示的那种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不值得读者严肃对待的形象，早就超越了那种青春迷狂式的小资产阶级抒情，客观地说，新诗正在重建汉语的丰裕、中正、朴素、安静，正在走向深厚。中国诗歌不再是世界之外的地方性知识（如东方神秘色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之类），而是作为一种在世界中的写作，与世界诗歌同步。

有人说，今天这个世界是本雅明谓之灵光消逝的时代，一切都是复制的、技术的、数字的。但是，诗依然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而存在。今天诗人写作的方式和《诗经》时代的作者是一样的，还是要赋比兴，要兴观群怨，要象征隐喻，读者阅读的路径和《诗经》时代进入诗的路径也是一样的，无法另辟蹊径。诗守护着文明，如同全球同质化大潮中的一股暗流，引领每个民族回到开始，回到起源，回到母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文明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