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贺敬之九十二岁了。前些日子在贺老家里见到他的时候，他体格硬朗，谈笑风生，独自从内庭踱步而出。眉目之间，焕发着一种穿越时间的神采。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1950年，九旬翁齐白石以此诗起意，作篆书对联赠予毛泽东。如今，同样的一句诗，正挂在贺敬之的客厅壁上。主人翁一举一动，似是照应此联。

　　到了鲐背之年，贺敬之深居简出，很少出门。但前些日子大火的歌剧《白毛女》，却着实把他“拖下了水”。观摩演出，现场指导，座谈研讨，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来请他老人家出山。实在不方便，主创人员就隔三岔五，登门拜访。去年春天，他得闲去了趟贵州休养，文化部的工作人员竟一路跟到了贵州。

　　“延安时期的那些老人们，大概就剩我一人了。”贺敬之口中的老人，正是七十年前共同立起《白毛女》这块民族歌剧里程碑的老战友——丁毅、马可、张鲁、瞿维、向隅、陈紫、刘炽，当年的词曲作者，数十年里已相继去世。面对一再被钩沉的陈年旧事，贺敬之却是欲语还休。

　　1945年，年仅20岁的贺敬之凭歌剧《白毛女》一战成名。他是主笔，是元老，也是亲历者，从延安演到张家口，从地方演到全国，每一个细节的变化，他都了然于心。然而年深日久，他却鲜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傲气，反而拥有一种异常虔敬的谦逊。

　　“每一次参加集体创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学习。”贺敬之说，《白毛女》的成型，从根上来讲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启发，主题上又经过了中央领导的定调和鲁艺的集体打磨，结的是“集体”之果。“我们是一个集体，一个领导，一个指导思想，拧成一股绳”。

　　在贺敬之看来，几乎每次亮相，集体创作的舞台上都会有不同的元素加入。“那时候，艺术家哪敢闭门造车，说到底还得听老百姓的。延安时期的‘小白毛’，新中国成立以后没了；末尾的‘斗争会’开始没有，后来加上了。这些都是根据群众的意见作的修改。”

　　如是创作，在那些恃才傲物的作家们看来，近乎成为绝响。

　　谈起自己的成长历程，贺敬之犹如在描绘一场朝圣之旅。他出生乱世，在求学的年代一路南迁，因目睹国统区的种种腐败，而投奔圣地延安，并进入鲁艺求学。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久后又亲赴鲁艺授课。18岁的他正好在讲台下聆听这场涤荡心灵的教诲。“延安文艺座谈会把很多问题都讲明白了，文艺是为人民的，所以文艺作品也要有人民性，剧作是这样，诗歌也是这样。”贺敬之的话掷地有声。

　　说起诗歌，贺敬之还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诗人。20世纪50年代，他和郭小川并列为中国政治抒情诗人的双璧。他的《回延安》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体式写就，情感炽热，朗朗上口，一度成为那个火红时代的最强音。有人说，贺敬之的诗，并不求思想的艰涩，或辞藻的浮华，而更像是歌，可唱，可传，直击人心——这说的也是他文字里的纯粹。

　　贺敬之的纯粹，让他与这个复杂的时代有了些许隔膜。像很多“过来人”一样，他有太多事情看不明白，比如娱乐至死的“去革命化”，比如低俗不堪的“大众文化”，比如全盘否定的虚无论调。他迷茫，困惑，对于一些无端的攻击，他也痛心。但任何时候，他都坚定得像块“硬骨头”。

　　如今，他很少再劳神苦思咀嚼长文，偶尔也看看戏，或一些有口皆碑的影视剧。聊起一些时下正热的舞台剧，如张火丁的《锁麟囊》和京剧《西安事变》，他评说得头头是道。此外，他读书，读报，甚至借着“新古体诗”的创作悠游于传统之境。《文心雕龙》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对于身居斗室的贺敬之而言，创作依然是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大道。

　　刚过九十那年，贺老应友人之邀远赴黄山，面对造化之奇，心中豪气涌起，提笔写下五言诗《游黄山感怀》。其中写道：“宝塔山下路，同道偕壮行。云海任变幻，天都继登攀。”

　　人到九十，贺敬之的心中，却终是壮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