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勇，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中华诗教学会理事，吉林省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国学传播中心主任，出版《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二十世纪诗词史论》、《纳兰词选》等著作。

　　记者：过去的几年里，您一直致力于近百年旧体诗词研究，由您撰写的《近百年词史》正在有序推进中，其阶段性成果《晚清民国词史稿》五十余万字也即将付梓。然而一般认为，现当代旧体诗词成就有限，研究价值不大，您怎样看待这种看法？

　　马大勇：针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工作，首先应该坚持摒除思想上的“文化极端主义”。不能粗暴地认定凡是新的就是革命的、是先进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凡是旧的就是反革命的、是落伍的、是逆流而动的。文化极端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文化毁灭主义”的深渊，不分好坏，将旧文化一棍子打死，这样一种看法曾经很时髦，但随着学术研究开放、理性思潮的涌现，这种看法理应被摒弃。

　　文学史的发展本身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和演进都不会因为主流话语对文学史分期的界定而开始或停止。“五四”以后，旧体诗词这种文学样式依旧在发展，优异的作者和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如果仅仅因为不符合文学史的主流分期，就将这部分作者和作品排除在文学研究以外，显然有失公允。从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短期内改变文学史分期显然不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阻碍也很大。

　　2007年开始，围绕20世纪诗词史构想，着眼于文学发展的现代性的视角，我发表了几篇相关的文章，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于近代以来旧体诗词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不过相较于近现代以来的诗词的巨大存量而言，这种个案研究无疑杯水车薪。随着思考的深入和条件的相对充分，2012年以来，我开始《近百年词史》的撰写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前六编，共计80多万字，其中前三编50多万字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应该认识到，新时期文学史的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积淀，仅凭一部书、一个人，绝不可能改变当前文学研究的格局，做这项工作不过是期望能对近百年诗词研究尽早产生一点提醒与触动。尽量“早”而“好”的理论架构有助于反向推进文献整理、研究精力投入、学术梯队建设等一系列条件的成熟。这同样是学术正道，不容简单否定。

　　记者：有人认为给当代的作者和作品定性存在不客观的嫌疑，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

　　马大勇：针对20世纪诗词史的研究阻力与挑战同在。过去一百年时间，涌现出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研究这样大体量的作品是个艰巨的任务，我首先选择“近百年词史”作为突破口，也是基于词的文献存量相对小、工作起来相对容易的考量。尽管如此，完成近百年词史的前六编，还是花去了4年多时间。我设想着，在我退休之前，还有二十年，假如能够完整地完成近百年诗词史的研究工作，那就再好不过了。

　　正如上面提到的，针对近现代作品的研究，我们与研究对象的时空距离太近，难免要面对诸多人情上的阻碍，特别是相当一部分诗词的作者还依然活跃在诗词圈中。在具体的研究工作当中，我始终要求自己坚持初心，坚守公正的态度，更多地关注作品本身，摒除外界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我们今天编纂的文学史，终究是要留给后代人的，我们今天面对文学、面对历史的态度，百年之后难免要被后人推敲品评，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动摇应有的学术品质、原则和标准。所以我在《晚清民国词史稿》的《后记》里声明过：如果我的评判论说仍有失当之处，那是因为眼光、水平的缺陷和不足，而不是心术的问题。

　　记者：您曾经在多种场合为网络诗词正名，认为以网络为载体传播的诗词作品中不乏精品，不过我们注意到，当前的网络环境下，能够引起关注和讨论的网络诗词大多有哗众取宠之嫌，您怎样定义当代的网络诗词的文学价值？

　　马大勇：互联网平台为网络诗词的创作者提供了零门槛、无差别的展示平台，网络平台开放性的特点让网络诗词泥沙俱下，然而巨大体量中也可见精品，令人时有“惊艳”甚至“惊为天人”之感。具有极高水准的网络诗词作品，需要我们有慧眼，去发现，并给予科学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