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德林曾经说过：“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写诗的意义到底何在？诗歌的出口究竟在哪里？这或许对每位诗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一个问题。

　　我感觉，现实是诗歌的入口，精神便是诗歌的出口。诗人是一个洞明世事、怀抱秘密的言说者，他们的任务便是从词语的本义或原型出发，精心打造好每一个词句，写出自己的心灵、认识和感悟，用诗歌的语言，营造自己独特的意境，或红肥黄瘦，或葱绿蒜白；或孤寂冷雨，或禅园落雪；或人情冷暖，或雪夜踏歌，使之赋予时代的意义和痕迹。他们的思维敏锐、细微而又天马行空，对那些卑微和弱小的事物，被主流价值观念所否定的事物，都会倾注强烈的感情，甚至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蝼蚁、残雪、落叶、朽木，乃至一粒微尘、一束光柱，都让它们赋予神一样的光芒，让这些事物与自己、与读者产生互动和共鸣。诗歌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一道隐形的桥梁，在道破时间的秘密与世界奥秘的同时，也在勾勒着诗人自我的精神图像与人格特征。从这点上讲，我崇拜他们，更羡慕他们。

　　然而，在以市场化为标志的商业经济时代，诗歌连同其他文学形式，都几乎已经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消费时代的物质化倾向淹没了人们对纯粹精神理想的追求，导致了一些庸俗浅薄的无聊之作的瓦釜雷鸣，成为了一朵让别人看起来艳丽无比实则有“毒”的罂粟花。而那些深入发掘内心世界、关注个体心灵与灵魂深处的、有着深厚内涵的优秀作品，则鲜有人问津，于是，阳春白雪几成绝弦。人们都热衷于放逐意义、竞相以各种主义和派别标榜，甚至自立山头，对其他“派别”不屑一顾，或相互诋毁，而放弃了对于内心与诗艺的纵深掘进，有些诗作成为了仅仅用回车键敲出的一个个不完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凌乱句子。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袖手旁观，甚而至于加入这集体无意识的行列，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道德退化和良知泯灭，对诗歌这种高贵的艺术、对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号，都是一种亵渎。

　　尽管这是一个消解诗意的时代，也是一个削平深度、放逐意义的时代，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歌的写作意味着维护人之存在的个性的最后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为我们保存了人类最后的尊严，维护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特质。因此，做一个真正而纯粹的诗人，在这个时代就更显得高贵而神圣。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就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坚持、探索和发现。诗人渴望涤荡社会与人性中的污浊，重拾社会正义，从自我的内心出发，形成震荡人心、直击灵魂的巨大力量，让尖锐的人性批判最终化为仁厚的悲悯、严正的道德评判也化为救赎的力量，在一个道德沦丧和失去价值的时代，实现意义的重建，恢复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

　　很庆幸，我的身边有这么一批执着的歌者。他们活在诗的世界里，尽管卑微、渺小，但坚韧不拔、不离不弃，因为他们知道，诗才是真诚生活的回响。也许，这还不是最终能见出分晓的时候，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博弈过程，需要的是寂寞的承担和坚守，正如里尔克所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