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经勇敢地出版了一本文学作品选本，这本书便是《重放的鲜花》。书的出版时间是1979年5月，收选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曾为“右派”的作家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李坚先生在《“鲜花”赞》(《咬文嚼字》2003年第7期)写道：“每当我看到它时，总会肃然起敬。……我之所以会肃然起敬，是因为从这本书中，感受到了编辑的大智大勇……‘重放的鲜花’，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将永远散发着芳香。”

　　重新想起这本旧书，是因为思考文学批评与时代担当的关系。我认为，文学批评应该要有历史感和限度感。

　　文学批评的历史感，是任何批评者必须有的一种尺度，否则便容易陷入无限拔高和贬低，甚至根据非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将文学批评堕落为文学排名或者张扬为某种旗帜和牌位。三十多年前，《重放的鲜花》之所以能结集，事实上和勇气之类的东西关系不大，很大程度上是时势使然。起码这本书当时能出版而没有被追查，就说明某种默许和必然。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编者和出版者的眼光犀利和社会思想嗅觉的灵敏与超前。

　　退一步说，这些“重放的鲜花”，本身就蕴含两个前提：一是其本来就是花而不是草，而且起码开放过一次，证明它曾经有过鲜花怒放的历史；二是，它得再次遇上了适宜开花的条件，所以再次荣光。因此，并非是说花有了变化，而是花开时节又逢春，仅此而已。

　　文学批评的限度感，又是建立在历史感上的。

　　批评者的前瞻能力和透视能力，各各不同。文学史的许多实例有力证明，文学价值影响的评定不仅需要犀利的思想发现和敏锐的艺术感受，有些还需要时间才能证明。然而即便是价值和影响本身，也没有必然一致的逻辑关联。当前，许多批评家和作家动辄以“天才”“鬼才”互相品评，除了一种炒作和无知无畏，也反映出当下作家和批评家的内囊的空虚和外表的浮肿。更可笑的是，在商业媒体和信息中介互动的今天，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甚至连基于自身的浮肿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被“打肿脸”的胖子而已。

　　一晃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几年了，《重放的鲜花》中收入的作品，在艺术价值上已经允许被一再讨论。实事求是说，它们的文学史的地位比它们的文学价值的地位要高得多。然而，无论这些作品如何被一挖再挖，也不可能种子般地再度发芽，而只是观照、考量的侧面发生了位移。但是，同样也不能否认，有着更多的非文学的考虑，乃至于不妨会有人重新祭起“旧王旗”的可能。

　　因此，文学批评的历史感与限度感，警醒我们对类似《重放的鲜花》现象，应持以冷静的观照，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迅速站队列。文学批评需要的不是脑袋发热和屁股发痒的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愉悦。

　　文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本体意义上的坚守。无论是刨本事还是再解读，其醉翁之意，显然都不能太远离文学。人们可以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艰难和文学从业者的历史劫难上，进行一种学术反思；也可以站在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本体探求的艰难和文学从业者的社会际遇、历史命运给予同情之理解。文学为何物？文学何德何能？文学何在？……这一系列本体性的“所是”的发问，更值得文学批评者探究。而这些答案，恰恰是构成文学批评的基础。

　　文学本体意义的坚守，当然不是文学独善其身逃避社会的“归隐”托词，恰恰是它发问人生关怀世事的立足点和自足前提，也恰恰是文学本体探索在中国语境内容易遭受撕裂的尴尬缘由。在西方文艺理论铺天盖地、文学边缘和自我回归的今天，文学本体的探究更是显得异常的尖锐而寂寞，赞成和反对的人都不多。这不是“知音日希”，而恰恰是文学自力更生、长大成人的契机和福音。到那时，文学与批评真正青眼、斗眼、对眼乃至翻眼的时候，就算是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