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 “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 “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

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

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1976年，诗人走了。真的谢幕了。

诗人走时，把一个时代带走了。

他曾经被这个时代喻为心脏和发动机，旗帜和灯塔。

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犹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

它无情地挑拣着属于永恒的东西，冲刷着伟人们留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

毛泽东经受住了淘洗，从而使他的身影和脚印，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样地清晰。

因为，中国曾经由于有了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命运。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他讲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记者就曾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

毛泽东走了，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他留下读不尽的诗篇。

这样的诗人或许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深情地赞美道：“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巨人与时代，时代与巨人，总是相互需要，交相辉映。

对巨人来说，他们借以兴起的环境，并非他所独有。

和他们共同享有这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上万。

但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或那么几珠青莲出污泥而挺立独秀。

它们所凭借的，除了共有的环境，更有主体上那些恰到好处的要素组合。

毛泽东，在他的时代环境中，便是一个出色地兼具了常人看来难以相容的多重角色的人——

他是学生运动的精英，是工人罢工的领袖，是农民运动的旗手，是富有魅力的宣传家。

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吐故纳新的哲学家，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是经济天下的政治家，是别具一格的书法大家，是豪放不羁的浪漫诗人，还是博览多识的学者。

就像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的诗人一样，毛泽东这样的诗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可遇而不可求的诗人写的诗，似乎再也没有人写得出来了。

毛泽东的歌唱，成为绝唱。

有的，诗人活着，诗却死了。

有的，诗人死了，诗却活着。

岁月推移，没有磨灭不朽的诗篇。

时光流逝，没有沉埋诗人的形象。

诗篇注入了心血，自然会生命绵长。

形象经历了沧桑，更显得新鲜明亮。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的诗，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20世纪中国大舞台上演的悲欢离合。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