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坛最惨不忍睹的是，不是口语化，而是“口水化”与“变相口水化”。

　　有人将之归咎于胡适的“我手写我口”,或误认为口水化等同于“我手写我口”。

　　其实，“我手写我口”是晚清黄遵宪首先提出来的。黄遵宪被誉为“诗界革命”之魁杰，其《人境庐诗草》被誉为“史诗”。《黄遵宪诗选》开篇第一首诗是《杂感》：“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胡适也信奉“我手写我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此全盘否定旧体诗，胡适太讲实用性了，其手写其口，优者为新诗，劣者为白话。中国新诗起步时，大多是胡适体的口语诗，或者说诗多口语化，如后来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的诗，都是用的蕴含深邃诗意的口语。

　　“我手写我口”没有错。错在人们没有细究其中深意。手分妙手与拙手，口亦分秀口与秽口。不是所有的手都能够写；也不是所有的口都值得写。

　　“我手写我口”，即追求真性，而反对虚伪；追求自然，而反对矫作；追求晓畅，而反对晦涩；追求清新，而反对恶俗；追求充实，而反对苍白。这与南北朝梁时沈约的“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是一样的意思，是想给诗立法，立规矩，让诗更好地发挥“兴”的作用。

　　口语诗与口水诗，一字之差，不可以道里计。我以为口语诗，当具备四个元素：健康、单纯、透明、隽永。前三个还比较容易做到的，“隽永”最难做到。什么是隽永呢？这是诗的魂，是诗所以为诗的本质内涵，就是讲文学性，讲诗意，讲美感，讲感发意志的“兴”。

　　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手写我口”是一种策略。随便什么“化”，也随便怎么“化”，前提应该是诗。口语化的诗，是极其难做的。口语与诗，就一步之遥，一纸之隔，做好了的是新诗，做不好的是口语，甚至是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