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近几日，杨绛先生生前翻译的一首小诗《生与死》被广泛转发。经有心人整理发现，英国诗人兰德这短短4行的诗句，至少有8个中文译本，这些韵律、句式、意蕴都大相径庭的译文，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同样是末两句，孙梁译为“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爝火熄兮羽化而归天。”刘元的译文则是“吾已暖双手，向此生之火；此焰日衰微，吾今归亦安。”不少人将它们与杨绛译本相比，认为已然看不出源自一首原作。

　　同一首诗，为什么译文会如此面貌

　　迥异？诗歌是否根本就不可能被真正译成其他语言？这些话题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日前，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与上海翻译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经典与翻译”系列首场讲座上，翻译家们亮出观点：诗歌难译，但并非“不可译”。译本间必然的差异，意味着诗歌在不同语境的丰富可能性。

　　翻译诗歌，是为了诗的生命在更多语境中延伸

　　诗歌究竟可不可以被翻译，这是一个争论了数百年的话题。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在《诗辨》中写道：“译诗是徒劳的。把一个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句评价更是被引为经典名言：“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种种判断，都是站在原文的基础上，认为诗歌只要经过不同语言的转换，就必然会有所损失。

　　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看来，“诗歌不可译”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诗歌必须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促成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交流，在这样的前提下，诗歌翻译即使会对原文有所折损，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必要途径。而通过这种跨文化的转译过程，诗歌原作也同时被赋予了译入语的文化魅力：“一篇普希金的诗从俄文被译成汉字，被中国读者阅读和欣赏，那就意味着这首诗的文学生命在汉语语境中得到了延伸。”

　　除了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外，诗歌翻译更有其独特的价值。“当我们谈论博尔赫斯或者辛波斯卡的时候，我们一般谈论的并非他们英文、法文或是波兰文的诗作，而是中文的。”郑体武说，许多读者有阅读原文的外语能力，但依然喜欢读译诗。精彩译诗所带来的愉悦感，与原作、与国内原创诗歌，都不相同。冯至、卞之琳、屠岸的译诗皆是如此。作为介于本土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的独特存在，翻译诗歌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也对中国诗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歌难译，但译本与原作的偏离也意味着丰富的可能性

　　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诗歌不可译”，其实是形容诗歌翻译的不易。相比于其他文学形式，诗歌文字的凝炼、背后的意境，对于声音、节奏的格外注重，以及诗行长短、排列的所谓“建筑美”，都为翻译增加了巨大的难度。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诗人树才打了一个比喻：一首诗仿佛是一条河岸，译者的任务就是从岸边下水，渡到河的另一边去。河水湍急，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直线抵达，必然会产生偏离。这其中，有语言差异的原因，有译者生活经历、个人理解、风格表达的差异，而诗歌本身的特点，更是为翻译施加了不可避免的阻力。

　　树才在当天的讲座现场用法语念了阿波利奈尔的名诗《米拉波桥》，中间两句与中世纪的捣衣歌相呼应，声音和节奏舒缓地先扬后抑，如同塞纳河起伏的水波。他又朗诵并分析了6个中文译本，其中戴望舒在1944年写的是“钟声其响夜其来，日月逝矣人长在。”译文展现了深厚的古典诗词的功底，但以此对应一首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又过于古雅。而罗洛在1986年的译文是“愿黑夜来临愿钟声响啊，时日在飞逝而我却滞留着。”句末的“啊”和“着”影响了声音的流畅，与原作的初衷南辕北辙。字面含义的翻译并不难，但词汇、句式、音韵的选择，都会影响一首诗的意境。诗歌翻译的困难程度，可见一斑。

　　但面对《米拉波桥》《生与死》，以及更多优秀的外国诗作，依然有一代代的译者在不断挑战、尝试，贡献出各自不同的译文。这些译文与原作主旨的距离有远有近，却也从不同层面，呈现出翻译年代的文学环境、译者的个人理解和风格，也形成了各自的趣味和意蕴。“这许多译文就好像是给一首诗增加了不同的副歌，翻译就意味着丰富的可能性。”树才说。而当一首诗歌在时间和空间的传递中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演变、流传，当人们跟着吉他伴奏，用口语化的中文哼唱叶芝的“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这也许正说明了诗歌翻译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