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这个问题，在5月21日举办的第四届中法文学论坛上，主持人、著名作家刘震云首先牵出了一头“大象”：“生活中，人们都说‘盲人摸象’不好，但文学却是与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反的。”在他看来，如果用文学来记录世界，那么小说记下的可能是“大象的肚子”，诗人记下的可能是“大象的尾巴”，翻译家则是“把一个肚子翻译成另一个肚子，把一条尾巴翻译成另一条尾巴”。

　　记录“肚子”还是“尾巴”，小说家和诗人选择的角度又有什么不同？刘震云又抛出来一只“猫”——这就好像怀抱着同一只猫，在不同文学形式的表达下，它变成了一只不同的猫，甚至是另一个物种。刘震云问坐在他左手边的法国小说家洛朗斯·柯赛：“说说你笔下的这只猫，和别人笔下的有哪些不同？”

　　洛朗斯·柯赛，这位去年刚刚获得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的老太太，拿法国大作家福楼拜举了一个例子。起初，福楼拜看到的“猫”只是报上登的一则小轶事——一个乡村医生夫人的服毒事件。福楼拜由此演绎开来，写出了《包法利夫人》这部大作，写出了造成个人悲剧的社会与时代的根源。“原来，在小说家的笔下，‘猫’最后变成了‘老虎’。”刘震云说。

　　然而，“照猫画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洛朗斯·柯赛说：“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种苦行僧般的修炼，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多，最后作品的精致程度越高。我们是在追求一种绝对的完美。”

　　如果说小说家笔下的“猫”是一只“散步的猫”，那么诗人笔下的“猫”则是“跳着芭蕾舞的猫”——这是中国作家李洱的体会。

　　“如果今天场下有人用芭蕾的舞步走到大街上，那人们一定以为这人疯了。但是在舞台上，人们就是欣赏这种看起来这么‘假’的步子，因为这种步伐代表了日常生活中所没有的东西，是一种‘失真’。”在诗人树才看来，写诗就是一种以美好的方式“失真”，达到“假比真还要真”的境地，由此更接近世界的本质。

　　不过，无论面对的是“猫”还是“老虎”，“散步的猫”还是“跳芭蕾舞的猫”，翻译家的工作都是一样的——要想办法把它们从一种文化带到另一种文化中去，并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法国汉学家、翻译家林雅翎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近年来，她把棉棉、阎连科、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

　　如何将一只“中国猫”变成“法国猫”？即便已是“老手”，林雅翎有时还是感到头疼。比如，阎连科在《受活》中虚构了不少植物和花的名称，这起初让林雅翎感到困扰，想来想去，她终于想通了——既然这些名字都是编的，那么我也可以编。最终，她用法文“造新词”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管写小说、写诗还是翻译，本质上都是一种写作。“写作是一种神秘的行为，人为什么要写作？”洛朗斯·柯赛提出了这个在她16岁到25岁的人生中持续思考的“终极问题”。25岁以后，她找到了答案——“我觉得对有的人而言，写作是一种天性，就像猫要去抓老鼠”——她选择遵从自己的天性。

　　写了几十年之后，她又有了更深的感悟。“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会写作的人，肯定是感受到一种空白和空虚，使人产生写作的愿望。而事实上，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着某种空白与空虚。”洛朗斯·柯赛说，“我们每个人的世界中都缺少一只‘猫’，写作者能用文字将这只‘猫’描绘出来，这或许就是世界需要文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