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这句话道出了诗歌翻译的困难之处。但即便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的诗人、翻译家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到诗歌翻译的实践之中，为读者提供了一首首精彩的译作。6月20日，以“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为主题的鲁迅文学院学术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以及十多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与会研讨，大家围绕诗歌翻译的价值、诗歌翻译的可能性，以及译作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

　　吉狄马加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也不断借鉴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诗作。我们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一直进行着，这些翻译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新诗百年史，诗歌翻译的作用不可忽视，诗歌翻译家的贡献需要强调。通过诗歌翻译，我们深入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化精神，抵达不同民族人民的心灵，并借此不断刷新了我们的诗歌观念和语言。在当下，中外文学交流越来越广泛、密切，诗歌翻译越来越系统、全面，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希望翻译家们能够静下心来，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文本呈现的诗意性。

　　“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这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诗作《我冻得直哆嗦》中的句子。翻译家树才谈到诗歌翻译的发生机制时说，读到优秀的诗歌作品，就如看到舞蹈着的黄金，反射出一道光芒，于是就想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将它歌唱出来。不过这时候歌唱的主体变了，从诗人变为译者，语言当然也变了。在这个过程中，原文会像幽灵一样跟随着，但译者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译者试图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搭一座桥，让语言之河流淌的时候保持活力，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保持黄金的品质。

　　翻译讲究信、达、雅，但对于诗歌翻译来说，这一点尤其难以做到。翻译家董强谈到，诗歌作品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同的译者可能读出不同的感受，想要真正做到“信”就非常困难。因此，一个译者并非什么样的诗作都能翻译，就像钢琴家一样，他并非所有的曲子都可以弹好，应该尽量选择那些与自己气息相通的诗人的作品。在翻译的时候，要抓住一个诗人最核心的东西，思考其作品的真正伟大之处何在，特别是作品的风格、情绪等等。要把这份核心价值尽量自然、准确地传达出来，避免以自己主观的、诗意化的想象去强加给译作。

　　谈到诗歌翻译的选择性，《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说，作为一个编辑和读者，他觉得有两类作品可能比较好翻译，翻译出来的作品也相对容易引起共鸣。一类是那些具有现场感、画面感、图像感的作品，比如米沃什《礼物》中的“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读者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对应的画面；另一类是那些表达普遍理念和意义的作品，比如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写出了很多人的普遍感受。而那些涉及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神秘经验的作品，就相对比较难被他国读者所接受。

　　在诗歌翻译中，译者时刻都得注意翻译的准确性与艺术性的平衡。评论家张清华谈到，好的汉语译作具有植根于汉语的属性，就像是从这个语言的内部生成的一样，它同时植根于人的心灵，植根于人的无意识，表达出一份自然而然的妙处。葛雷翻译的兰波诗作《奥菲利亚》、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诗作《镜子》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们几乎没有翻译的痕迹，经得起认真的推敲。诗人欧阳江河认为，诗歌翻译不是词与词之间的机械转换，也不是简单地寻找词与物之间的对应性，它涉及诗歌发声方式、生命体验、审美文化、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保持一种审美判断力。

　　每个译者都想翻出优秀的译作，但每一次译诗都像是一场冒险，结果难料。翻译家汪剑钊说，译诗和恋爱的相仿佛，在于都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辛苦寻找，最终只有真诚的相爱者才有机会携手进入婚姻的殿堂，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在整个过程中，有快乐，也有痛苦，结果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作为一个译者，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高语言水平，增加知识贮备，提升整体修养。

　　译作的涌现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人们讨论得较为频繁的就是“欧化”、“翻译体”的问题。评论家张桃洲认为，“欧化”现象一直以来被很多人以一种负面的口吻进行指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很多诗人从译作中借鉴了新的句法、文法。他们通过对译作的不断阅读，逼出了汉语诗歌写作的新火花。评论家霍俊明说，很多诗人既翻译又写作，但还是需要注意两者之间的界限。就像诗人张枣一样，他翻译了史蒂文斯的诗作，但在写作中，他时刻提醒自己要去除史蒂文斯作品带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寻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

　　此次学术论坛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主持。敬文东、蒋一谈、郭艳、安琪、赵四等诗人、评论家，以及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也参加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