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曾被称为文学界“夹缝中的一代”的70后作家写作日渐成熟，越来越显现出他们的文本特性和精神高度，在讲述新一代人的中国故事和心路历程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文学面孔也显得越来越清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花城出版社推出了一辑“现代性五面孔”丛书，选择了时下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5位70后作家(其中4位已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结集出版，分别是：徐则臣《古代的黄昏》、李浩《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张楚《梵高的火柴》、田耳《独证菩提》。

　　徐则臣的写作扎实老练，秉承的基础是深厚而绵长的现实主义传统，故事纵横捭阖，波澜层叠又意味深长。庞大、复杂的阅读让他熟稔文学的种种技艺，为他提供了在自己写作中交互施展的可能，也为他的文本冒险提供了有力支撑。徐则臣的写作也是“庞大”的，这个“庞大”一是来自他写作样式的丰富性，另一则是他思考的丰富和宽阔，同时还来自他的文学雄心。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西夏》，有着现实主义的扎实细节，真切感人，也有着一条“无来由”的虚幻尾巴，故意模糊了西夏的前史，将它留给读者回味；《古代的黄昏》和《古代的夜晚》，则从现实中“穿越”，有意识通过知识和想象“再建”一个历史，并为这段历史注进“命运的森严和力量”……徐则臣其实常常犯险，让我们沉浸于他文字中的奇异。

　　醉心于写作“智慧之书”，把文学写作看作是“魔法师的事业”的李浩则明显不同，他更看重知识性和虚构性，更看重小说的“言外之意”和思想深刻，更愿意像卡尔维诺、马尔克斯那样从小说的最初就强调“创造感”。在《夸夸其谈的人》中，主人公具有返回过去、改变过去的能力；而在《跌落在我们村庄里的神仙》的短篇中，那位红脸的、善于打铁的神仙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李浩笔下的世界是独特而奇异的，但他的追问却始终处在“现实”的一极，他追问何谓命运、何以至此、有无另外的可能，他将我们的人生可能和人性微点放置在显微镜下与望远镜中——“我和我们要做的，是‘摄取了现实中的环境、习惯、性格，但却赋予主人公以另一种灵魂’”，李浩如是说。

　　东君的文学质地是不同的，气息冲淡、意境高远，较之其他作家显得更为“东方”和“古典”，语言精致、细腻、温婉、讲究，有着江南的才子气，而书写的内容也多是旧人、旧事、旧物，就像下午时分打在窗棂上的光影，弥漫、从容，又让人百感交集。然而这份“旧”依然是重新发现之后的“旧”，是对东方审美、东方经验的现代性开掘，他借鉴着来自于胡安·鲁尔福、福克纳、普鲁斯特的叙事方式，也借鉴着鲁迅、师陀、沈从文，以及明清小说、笔记和更为古老的叙事文本的方式，经历自我锻造之后，将它们尽可能恰当地熔于一炉。本质上，现代性不是全然的“断裂”，而是新生，是从旧有基础上的延展，哪怕这种延展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东君的文字有着古典的接续，而更重要的接续是它的内在质地，那种内敛的、舒缓的、精微的打量。

　　同样重视文字诗性、气息感很重的还有张楚，但在阅读中，我们绝不会把他的文字和东君的文字混淆，他们文字的面容都是独特的。张楚的文字在亮度上、纯净度上都显得更暗也更淡，我们从中可以读出潜在背后的悲悯和感伤，也恰是这种有着孤独气质的悲悯和感伤使得张楚的小说显得生动迷人。如果说东君写下的侧面是“旧事与旧物”，那在张楚这里，就是小镇，就是小镇上时时上演的爱和哀愁，欢愉与悲欣。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日常性里寻找丰富、歧义和混浊，书写被人们漠视和忽略的经验，并把它打磨得有了让人心软的光芒。从《略知她一二》《樱桃记》到《梵高的火柴》，张楚笔下的人物是我们的亲朋甚至也是我们自身，我们经历着和他们相似的人生。进而，张楚注入到这些人物身上的悲悯和感伤，也就相应地注入到了我们的身上。

　　1976年出生的田耳的小说游戏性很强，而这份游戏性又是和他的严肃性、尖锐性紧密结合的，这就使他的小说呈现了独特的个人风貌。《独证菩提》以鲁智深的故事为原型，写他的经历和信仰，并围绕“花和尚”虚构了许多会心、传神又夸张的情节，然后写到他“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空旷与开达。在这套聚集于“现代性”旗帜下的作品集里，每个人都有重写“历史故事”的小说，精彩纷呈，而田耳的《独证菩提》则有更多的戏说成分，喧哗感也最强。5位作家当中，田耳的小说更有锐度，他笔下的人物也多有些偏执的“拧巴”。

　　五副文学面孔，五种文学风格，显示了五位作家各自对文学写作的领悟。他们有着熟练的叙事技艺，有着对生命生活的不同体认，有着良好的语言训练，同时，他们也为我们认知文学的现代性、丰富性提供了诸多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