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曾翻译卡罗尔·欧茨的《大瀑布》、E.L。多克托罗的《创造灵魂的人》、凯特·格伦维尔《神秘的河流》等作品。

　　说到文学翻译，我想表达三个观点，第一，文学翻译，除了信达雅、除了归化与异化的研究，还是译者与作者的一种精神对话。第二，呼吁对翻译家要宽容。第三，翻译家，要更加注重翻译质量，而不是传递基本的信息。

　　我想从几个小例子谈起。我在学校时给研究生讲授“世界文学经典：阅读与批评”，主要是用英文来讲授自古希腊以来的世界文学。由于外国语学院开设了英美文学方向的课程，因此，我讲授的内容是除了英美文学之外的世界文学，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

　　由于课程用英文讲授，但内容又是世界文学，就意味着，这些世界文学作品都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翻译成了英文。我在用英文讲授的过程中，鼓励研究生与汉语译本做对比。而通过这样的对比，还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或许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举四个例子。我讲授和探讨了四个作家及其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莫言的小说。

　　第一个关于翻译的小问题来自《地下室手记》。在英文译本中，我注意到，作品中一个关键词是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即：崇高与美)。经过与中文译本对比发现，汉译本译为“美与崇高”(2004年译林出版社臧仲伦译本)。从中可以看出，词语的先后次序有所颠倒。我不懂俄语，请懂俄文的研究生查看俄语原文后得出结论，俄语原文与英译本的顺序一致，但原文中的用词，其基本意义和原始意义是“高”、“高度”的意思，延伸出“崇高”也在情理之中。而在汉译本中被翻译为“美与崇高”是因为不同的版本，还是因为“美与崇高”这种语序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呢？这一点正是通过世界文学的互译发现的。

　　第二个例子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在英译本中，男主人公19岁，女主人公13岁。但在汉译本中，男主人公是20岁，女主人公则是14岁，与日语原文里相同。由此推断，英文译者根据的是减去虚岁年龄后的结果，年龄的不同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不同。

　　第三个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我们都知道，这部小说有一个用古汉语所写的前言。但在英译本中，小说的前言仍然是使用现代语言翻译的，与正文的语言无异。由此，对于鲁迅先生何以在前言使用古文而在正文使用白话文这一点来说，现在的英译本无法传达其中的内涵了，也就是说，这样的翻译，很难体现出鲁迅先生采用古汉语写作前言的意图了。

　　第四个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对于莫言的翻译所引发的争论。2013年4月，在美国普渡大学举行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上，葛浩文应邀做主旨发言，会议后，我问了葛浩文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内对他翻译的评价，比如认为那不是翻译(translate)，而是改写(rewrite)。他听了很不悦，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作家喜欢用短句，比如：他坐在桌子旁边。他站了起来。他走到门口。葛浩文说，像这样的语言，我只能用英文的表达方式去表达，把它改成一个单句：“他坐在桌子旁边，然后站起来走到了门口。”葛浩文说，如果严格按照中文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可能没有美国读者愿意读这样的作品。

　　上述四个例子，就翻译来说，有言之成理的地方，也有无奈之处。我们知道，翻译中，有误译、节译、编译、转译、改编，在比较文学之中，这些被称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但我想说，除了“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当中，还要勿忘“叛逆的创造性”。

　　文学翻译不能单纯追求信达雅，文学翻译也不单单只需要讨论翻译理论中所探讨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文学翻译是个复杂的工程，有时候需要译者主动求变，需要译者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根据具体的语汇与词义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对原文做出必要的调整。而这种必要的调整，对于译者来说，既是其主体性的体现，也是翻译的责任所在，从某种程度上，它是与原作者所进行的一种精神对话。

　　由此，我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就是呼吁读者和评论家对译者要宽容，对译品要宽容。目前的情况是，一旦有翻译家被发现在其翻译作品中出现了错误，就被批得一塌糊涂。处于这样的生态之中，实在不利于翻译家的工作以及新的翻译家的出现。

　　话说回来，当今世界，翻译家作为媒介的作用在大幅下降，因而公众与读者对于翻译作品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以为，当今翻译家的使命，不是要通过翻译作品告诉读者或者公众原作者究竟写作了什么——这一点，一般懂一点外文的读者大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加以了解，而是要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完整地将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呈现给读者。对此，翻译家需要转变观念，对文学翻译有清晰的认识，对译作精雕细琢，注重翻译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