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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在《今天》创刊号上读到北岛和芒克的诗，那感觉像是被谁揍了一顿，却又自觉打得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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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完整地亲历1980年代的诗歌变革，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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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诗歌，必须要有一个高度。诗人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知识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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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从内部照亮并指引生命，理应成为生活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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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在民间，一点没错！其实，人人心中都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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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首先是一批经历了我所谓“孤独的成熟”的诗人及其作品的存在，然后是一批继起的优秀诗人及其作品走上前沿，表明当代诗歌依然有着足够强劲的发展势头。相比之下，表面的虚荣越来越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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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歌评论的角度说，我们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就是：诗歌存在的根据是什么？诗何以为诗？为什么一定是诗？这些问题很多人没想清楚，包括我在内。所谓“深潜”，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黑，越来越糊涂。当然也有过似乎了然，或自以为了然的瞬间，更准确地说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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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何以为诗？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生命/语言存在；一种包容着种种可能性，却只能寻求唯一的实现途径的情态；来自沉默而归于沉默，不可言说的言说；作为一种雕刻混沌，或为混沌赋形的方式。诗与人类文明和人自身同构，也可以说互为母体，相比之下，所谓“文化”则是次一级的存在。诗人面对的不是已经了然的世界，而是混沌未知的世界，并且，他只有在进入并为之赋形的那一刻，才能、才配被称之为“诗人”。因此，诗歌创作必须不断返回其原点。因此，我坚持反对把诗歌文类化、行业化。这是对诗歌的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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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通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诗标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标准。如果一定要说，可以谈谈它的底线，或“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判断一首作品是否足够“好”时，我会注重两点：首先，它是否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发现？其次，它是否创造了新的语言方式，即揭示未知的方式，好诗应该揭示更多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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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倾向于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诗，比如说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等。这些当然都可以是诗歌内部的构成元素，但诗自有建立在它自身存在根据上的尺度。所以，评价诗歌时要注重其整体性，切忌使用单一的尺度，并持有反省之心。诗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于是就要经常问自己：“你的写作配得上诗吗？”现在的很多所谓的“诗”，其实根本配不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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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主导文化的时代，商业化、娱乐化甚嚣尘上，而诗坛也不能绝缘其外。一方面，诗歌不断被媒体事件化，似乎一部诗歌史就是诗歌事件史。这是对诗歌的绑架。另一方面，一些诗人摒弃深度而追求平面化，对他们来说，诗歌更像是一种抓眼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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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阅读和写作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90年代之后二者之间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不是诗人水准出了问题，而是创作和阅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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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成一位印度诗人的说法，他说，诗歌应该把现代文明连皮带骨消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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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精神是一团活火，有时被掩盖，但从来都没有熄灭。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其实并没有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

（选自《诗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