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入当代

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

敏锐的诗人会感到，近年大量的先锋诗歌从调性到具体的个人语型，都发生了大规模迁徙。历史的错位似乎在一夜间造成巨大缺口，尖锐紧张地揳入当代生存的诗已不多见，代之以成批生产的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在本体上自觉于形式，在个人方式上靠近沉静、隐逸、自负的体面人物，是这些诗的基本特征。这像是一种“正统类型”的现代诗。中国士大夫的逍遥抒情再一次被重新忆起，演绎，仿写，纂述。诗歌据此成为美文意义上的消费品，或精致的仿写工艺。

基于最起码的人文背景体谅，我理解近两年这种农耕式庆典诗歌出现的意义。作为对权力话语的隐隐抗议，它体现了诗歌肌质的纯粹性，诗歌精神的超验性；作为对集约化拜金时代的不屑，它体现了诗人对淳朴自然、老式义德的追复。但是，体谅永远不应代替我们发言的逻辑。如果不是把现代诗作为一种逃避生存的快乐行当来谈论，那么，诗歌对当代生存题材的有力处理，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就成为我们目下必须回答不容滑头的问题。

因此，我想说，当前甚至世纪末汉语先锋诗歌面临的考验，主要不是在生存的双重暴力（权力话语和拜金浪潮）压迫下，如何逃逸，另铸唯美乌托邦的问题：而是更自觉地深入它，将近在眼前的异己包容进诗歌，最终完成对它的命名、剥露、批判、拆解的问题。勇敢地刺入当代生存经验之圈的诗，是具有巨大综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时代的核心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项，我认为应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这种命名和理解，是在现实生存——个人——语言构成的关系中体现的。要让语言对前二者的呈现接近和达成某种“真实”，就离不开对话语当代因素的倾心关注。因此，今天我们的诗歌，应当更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划定一套唯美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纲领”，诸如黄金、火焰、光芒、粮食、磨坊、玫瑰等。

这里必须紧跟着指出：我与目下那些仅从表面的话素重复，来指责先锋诗歌形式雷同的观点是决然不同的。在某个特定时代，一系列核心语象成为诗人反复涉入的元素或原型，是诗歌内部机制自动性的反映。因此，不存在如何人为抑制它们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通过个人的生命体验来加深或改写它们当代内涵的问题；不存在是否符合某一类老式读者阅读类型的问题，只存在通过个人对它们的创造性使用，去同时创造其读者的问题；不存在我们能否使传统不朽的问题。只存在传统是否能新新顿起经由当代激活、扩大和更新注意的问题——在此一基点上，我们考察一项语境的立场，即是其当代性的强弱；考察一个意象的立场，即是看它是否将一个古老的语辞化为个人“发明”般的“新词”来使用。不错，海子的诗大量地突出了“麦子”、“火焰”、“太阳”、“马匹”等。但深入细辨，我们会发现，他是经由自己的生命心象来重新处理这些语辞的。它们奇妙、刻骨、深展、多向度、成为张力极大的、可变的和间接的功能场。在这里，隆起的不是这些语辞的字典含义和美文含义，而是对现世生存经验的更高程度的占有与综合。但是，我仍然要说，海子是不可重复的。特别是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长久地沉溺于浪漫主义二元对立的话语型式也是值得警惕的。

接着，应该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诗人的话语要素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个诗人早期的写作中，谁都离不开对先代既成诗歌话语的模仿、体悟，特别是对某些原型语象的移用。即使在那些优秀的诗人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一明显的文本间性特征。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作为有寄主的描红者出现，而不是从现实生存和生命的原动力出发迹写诗歌，我们不仅不能获具被仿写者的精神深度，甚至即使在形式上也谈不到高标准的自觉。所谓借鉴，一定是对健全的审视、离析而言的。离开现实生存/生命话语的历险，任何真正的借鉴都谈不上。据此，我说，一个优秀诗人的话语，既是个人隐语世界的呈现，同时也必以此时代流行习语做伴生物。换言之，是诗人将日益变滑变薄变滥的大众信息语言，上升为本质的，根源的诗性话语。艾略特《荒原》中的“对弈”许多纯是当时流行“习语”，请评价这“习语”的价值吧！

先锋诗歌要有勇气和力量直接地、刻不容缓地指向并深入时代，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不这样做却更为危险。先锋诗歌要创造和发现当代话语的全部复杂性，要扩大而不是缩小母语语型，要更广泛地占有语辞的命名权而不是向权力话语和庸众退让妥协！因此，提炼个我灵魂话语与使用并颠覆僵滞的信息交流话语，不是简单地对立或互不相关的。而是两者共时包容的。在现代社会，先锋诗歌是最难以被某种强暴势能“利用”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就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难以“利用”，至少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痛痒的个人迷醉术，权力话语可以放心而忽略不计；一种是更锐利更广阔的精神离心历险，在对生存的衡优估和揭示中，持有诗歌独一无二的“思”的重要地位。它更内在更准确更奋不顾身地嵌于时代之中，乃成为独立于有限性和国家主义之上的神圣行为。它的重要性不只是单向的挑衅、叛离所达成，而是整体包容的去创造新的精神历史，并以对人类伟大精神共时体的衔接为标志的。从形式上说，这也是先锋诗歌得以以先驱身份出现的缘由。所以，我不理解诗歌对当代题材和历史个人化的处理和把握为何使许多诗人视为畏途。处理当代主题和现实经验为什么一定会使诗歌变得不纯呢？只有创造力贫乏的诗人才需要凭借“已成”的类型化/工具化的美文语辞来保障诗歌的“纯粹”。而真正杰出的诗人，则将母语更广泛地涉入诗歌——先锋诗歌的纯粹是发展中的，不断向未来打开的“纯粹”，对语言现在进行时的抉取、洞彻，正是其自我把握、自我确立的一个关键标志。先锋诗歌的“纯粹”，是当代全新经验加入并为起点的“纯粹”，是自由的想像和生存现象异质混成的复杂整体的生命空间，而不是文化闲人的话语遣兴及梦境飘流。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我说过，当代先锋诗所有困境中最基本的困境，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我对这一困境的提出，并不是基于现在重新提起的“开放”幻觉。诗歌作为求真意志的语言历险，永远离不开对现实生存和生命的揭示。它的此在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被任何即时性外在情势的变迁赐予的。因此，在任何时候，它也不能被收回！否则，对外在情势期望过高，会使我们的诗歌再一次成为被“利用”或被借口抹掉的东西。说到先锋诗歌对当代话语的占有，我不是指那种表面意义上的“时代感”、“主旋律”，而是指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与当代核心问题在语言上发生的冲突、互审、磋商等关系。它是生命和生存的当代，不是技术和物质的当代；它是异质冲动的当代，不是插科打诨的市民的当代。在我们一闪的生命中，最终有谁能够像米沃什那样肯定地说出：

“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但愿我们在未来的时候，也能这么说。

二、 可能的诗歌写作

20世纪80年代以降，诗歌的进展可堪嘉许。个体主体性的确立和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是这一进展的两项成果。然而，随着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我们对浓度写作的探寻，诗歌又与新的困境相遇：我们的诗是纯正美丽的，但面对活生生的时代真实性，历史的个人化，这些诗的承载力远远不够。诗歌素材上的洁癖和表达方式的单一，是问题的现象层面；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我以为还与我们对诗这一古老文体，在当代新的写作可能性的探求不够有关。在我们的观念中，诗歌是主观“表现”艺术（抒情性；以及那种以“妙悟”为旨归的隐蔽抒情）。尽管诗人们“表现”的话语形式及意味有高下之别，但它们却有同等的根基：表现，作为一种写作姿势往往通向主观和绝对。由此，诗人与读者达成了默契——“我是在表现，你们是在接纳这种表现”——即使有时读者排斥诗人所表现的内容，但他同意诗人预设的姿势、发话的“语法”。我承认，这是这时代“阅读期待”的一种进步。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看到，长久以来诗人过分享受了这一默契，流弊所及使写作成为“孩儿国”的恣情表达。他单一、绝对地歌唱，叹息，自恋，亵渎，邀宠，斥骂……以物而喜，以己而悲，暗中以为自己拥有着诗的“真实性”的全部解释权，具体生存的真实和人的情感经验的复杂性却被悬置一旁。表现，这一具有无限选择可能的观念，在这里被导向了主观和绝对的自我抒情，或对抒情的反向寄生（那些出于情绪化二元对立的“反抒情”，乃是一种更大的抒情）。

这样的诗歌姿势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有不虚弱和不成熟的一面。它降低了写作的难度，抑制了灵魂求真意志的成长，使诗走向新一轮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它难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深层经验，和把握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丧失了诗的时代活力。更严重些说，它在不期然中也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集体遗忘”的行列。或许诗人会说，我的写作对我而言具有真实性。但在我看来，诗人情感的真实不等于诗的真实。前者指向诗的发生学，后者指向诗的效果史。后者乃是问题的全部致命所在，它使诗歌摆脱诗人而具有了自我确证自我持存的客观价值规范。

面对这种主观和绝对的抒情写作，我感到诗在变成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消费时代某些文化人的遣兴，而不是与时代生存和人的生命经验彼此呼应或观照的“特殊知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抒情性转入经验性，由不容分说的主观宣泄，转入对生存和生命的命名乃至“研究”。我想将这种写作称为准客观写作（不消说，任何类型的写作都不会没有一点主观性），怀疑和相对主义立场的写作。这种写作要求诗人抑制单向自我的抒情姿势，忠实于成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在诗中更自觉地涉入追问、沉思和反讽、互否因素。诗人将自我置于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求实地进行分析和命名，探究深层经验的多重内涵，呈现其各种可能性。这里诗性的沉思不同于人文学科要求的明晰和判然。它是或然的，它不“解答”问题，而是经由诗歌话语的观照，捍卫住问题的复杂性，使之保持活力，以不被权利话语和“技术时代”所简化和抹杀。与此相应的修辞法和结构法是互否。它使诗歌中不同意向间发生摩擦、盘诘，结构内部设置不同的“声部”，在更为复杂的语境里，呈现经验世界的整体性，最终实现诗歌更高意义上的自足。这样的诗当然是有难度的，但值得一试。它要求诗人不仅要有修辞想像力同时也要有“历史想像力”。这一双重考验有助于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与于之相应的生命——生存本体论。或许这种实验将松动目下诗歌的文体类型学和限定性，但会为这时代的诗歌写作注入重要性，并提供持久的价值感。

与主观和绝对的抒情方式伴随而来的困境是，目下诗歌的词汇量在以空前的速率减少。这种减少是一种奇怪的减少——它以表面的增大为掩饰。稍作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目下诗歌中的词汇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情感有关的形容词，另一类是“美丽的”自然物象的名词。这两类词在诗歌中的确日益丰富花样翻新，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可类聚的、量上的补充。或许在诗人们看来，前者直接指代情感，后者天然具有“诗意”。因为它们在整个词义使用的历史中已积淀下了其抒情性，具有预先注入的“诗性”优势，诗人何不利用这一优势？但我越来越感到，或许正是这种所谓“诗意”，这一套固定的语言纲领，使我们的诗歌缺乏旺盛的时代活力和生命经验的重量。对这两类词汇的倚重，同时也导致了诗歌骨子里的“不及物”及诗歌型的贫乏，仿佛大家在写同一首诗。诗歌作为对生命和语言无限可能性的洞开，其话语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优秀的诗人对这种广阔应有自觉承诺。我想，我们能否使一种有待在写作中揭示和命名的中性词涉入诗歌？能否吸收和接引俗语、俚语、口语和方言？能否在“构成性”的诗歌语型中糅入叙述和人际对话？这些或许有助于发展诗歌文体的混成力，使之成为时代生活的血肉之躯割下的活体组织，而不是停留在“妙悟”的水平上。利用“已成诗意”的写作，是源于诗人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写作，它直接趋向他人写的“结果”，而不是通向使我们写作的力量。成熟的诗人应该能够在丰富灵活的不同语型中自如游走，这样的诗，会使我们感受到它与具体生存的关系。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会是现实的。

考虑到诗歌把握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要求。我还期待能在诗中看到叙事性，那种碎片式的、冷静的、对“事件”的描述和探询。这方面艾略特的叙事技艺对我们会有启发。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意在处理日常“事件”。诗人成熟的心智使一个事件转化成了经典性的、对人具体生存情境的分析和研究。它承担了比事件更沉重的负荷。诗人既是冷静客观地叙事，又是戏剧性独白和深刻地命名。他将克制陈述、戏剧独白、沉思追问和引文嵌入扭结为一体，写作者的态度因“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而变得迟疑，构成了诗歌巨大的包容力。这样，诗的叙事依恃的不再是单维的时间链，而成为各种声部间的争辩；诗具有了打动人心的生存经验力量（而不只是情感力量）。诗人是在叙述，但叙述不再是因果关系的交待，他与事件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一边叙述，一边分析自己的叙述，写作成为朝向精确的求真意志的摸索。“情歌”，在这里成为被重新研究的一个“新词”。这首诗，对叙事性反讽同样具有启示。它的整体运思是在反讽一面，但不像我们在叙事反讽中惯用的那样，简单地说反话或揭示事件的乖张一面，而是以复杂的立场展现事件内部纠葛中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摆脱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如何使我们的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如何使之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如何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和韧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我想，模糊一下诗歌文体的界限，在其中自觉加入叙事因素，也是应予考虑的问题之一。

三、 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书

毫无疑问，由实利主义技术竞争和“后权力”重新构配带来的准商品社会，正在成为我们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权力、技术、拜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集约化/工具化时代，文化的进一步荒芜和新的可能性都共时存在。面对这一突然裂开的空白，对先锋诗歌的考验从未像此刻这样尖锐、集中、不容茫然、无法简化。诗人的审美求真意志，心力，天赋和经验，都将在此遭逢无情的存遗。先锋诗歌的全部个体生命玄想主题，修辞基础，结构传达，“诗质”固持……也都无法据有降格以求的唯美“不及物”状态。非此，我们面临的就不再是文本被焦迫的生存情境稀释掉之虞；而是更快些：自我稀释、松开。

当今的先锋诗歌，已经秉持了85年以降先锋诗歌运动带来的两项成果：其一，在意识背景上，加促了极权选本文化的崩溃，个体生命意志取代了集体顺役模式；其二，在诗歌的本体依据上，完成了语言目的性的转换：语言在诗中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个体生命与生存交锋点上惟一存在的事实。

然而，做为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先锋诗歌（因为，被认为是一种创作思潮的先锋派AVANT—GARDE，最初只是一种欧美现象），在其令人鼓舞的短促涌流期之后，近来似乎跌落为一种对个人世俗荣耀的虚荣本能提供服务的趣味，和对“能指”本身的盲目奉祀。前述两项成果，可悲地由诗学向度的系统转换衰退为系统因子的微调。的确，对刚刚经历过“铁人”（iron men）权力话语时代的诗人来说，致力于诗性纯化的工作，或由话语嬉戏伸延到间接的反崇高，是必然甚至合理的一步，需要我们严肃慎重地对待。但是，另一个更严肃的话题是，长久悬止在这两端上的先锋诗歌，已远离求真意志，甚至渐渐形成了先锋诗歌自身内部对其刚刚培养起来的深入生存/生命能力的毁弃。这和先锋艺术的原创性是不可通约的，尽管表面看来，它们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弃家”性质。

在我看来，先锋诗歌语境所具有的弃家性质，不单是指自由幻想的孤悬和对历史及“特殊知识”的快意颠覆。它对生存/生命不是简单的摆脱或以恶抗恶。诗人将自己放逐到社会常轨之外，是为了使个我灵魂的话语更强有力地达成与生存的对称，并最终实现精神叛逆和“价值”重构二而一的个体生命对整体生存包容的主体性。这是一种不含有任何机会主义动机的艺术立场，也几乎是作为永久运动的先锋诗歌斩钉截铁的法则/依据。因此，与其说先锋诗人是快意的精神浪子，我宁引另一论，他们是不妥协的异化生存/生命的敞开、洞察者，是诗歌伟大精神共时体和求真意志的发展者，是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之书的铭写人。

一些朋友之所以会对先锋诗歌揭示生存/生命的功能产生抵触，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备尝有组织、有系统和非人法规的极权主义话语压制，从而企望在艺术超越中实现自由的幻想。诗人这一缓解的应力模式是如此合理，致使对它的粗暴指斥不逊之言变得面目可憎。基于此点，我愿意说，诗人们的这种抵触不但是值得的，甚至可堪嘉许。但是，当时代的思想势能与一种物质主义宣传亲和结盟时，缺乏生命灵魂疼痛和更高意义上离心冲突的诗歌，正被这种亲和引导到消费方面去，并最终被吸附接纳成为淘气的同道。因此，我们要想完成主动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和精神超越，必须对这一势态有及时迅速的反应或警觉，并通过深度的文本对这种反应或警觉完成显豁的呈现。

确实，在一种强大的极权主义话语骗局被揭穿后，任何对“个人化历史深度”、“特殊知识”的追复吁求一时间都显得缺乏吸引力。正是在这个维度上，许多朋友将自己的诗歌写作平行归附到相对主义观照范畴的。但有一个基本前提不容忽视，有价值的相对主义绝不是貌似辩证实则折中的东西，与其说它使对价值的指认形成平分秋色的消解，倒不如说它使人与生存的冲突愈演愈烈。如R．罗蒂等人那样，在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立场上，相对主义体现着对生存/生命中具体、复杂、剥露的内涵之敬意；并由此激扬出与现代神话的崩溃相联系的、更自觉充分占有灵魂差异性的话语立场。相对性的建立，恰恰需要健全灵魂/智力这一绝对条件，而对“相对”本身的简单膜拜，恰恰是一种毫无道理的绝对。因此，我想，谈目下合格的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诗歌，就既不是语言抛射的转盘赌兴奋，也不是廉价的口语化皮影乐园，更不是供庸众赖以消闲的快餐。它是现代诗歌怀疑精神和反抗姿态的急进持续，是诗人通过更极端的写作来撕裂极权主义话语暴力的策略，是生存/生命新的可能性之“分延”、“播撒”。（任何简单认同想当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都很难对此作出实在而有力的评估。）我认为，某些知识分子诗人，少数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和“他们”社团的诗人，其感人的信念之一正是此一既拆除整体话语“深度”又“拆除深度的拆除”。这和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插科打诨的媚俗的“后现代”毫无共同之处。这里，我想顺便指出，今天我们目睹的所谓现代诗与后现代诗之间的“冲突”，不是什么精英意识和世俗意识的对垒，而是发生在“精英”内部的必然交锋。这种交锋从85年起就次第展开了。而且一刻也没有轻松过。假如我们的诗歌发展史是由几个刚进口的理论语词来创造，那么这个发展史也太可有可无了。

当我们对前述审美经验进行过省察之后，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考验：即那种把现代诗揭示生存/生命的功能，等同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判断，或对某些现成教条的形象演绎，甚至意识形态写作和道德意义上的修辞糖衣，诸如此类的另一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后遗症并发状态。不，这种强暴等次关系的工具性役使，有时是会比“趣味”观和“能指”奉祀狂更可怕更致命的对先锋诗歌的威胁。先锋诗歌是对被遮蔽了的存在的敞开和揭示，它内部的张力构成了生存/生命中矛盾性、差异性、衍生性、边缘性，与价值关怀、本源、核心的平等对话/搏斗。这一切彼此冲突纠葛，多音争辩式地运行在诗歌结构深处，惟一不变的是诗人揭示生存/生命这一基本立场，或用昆德拉的话说，是一种首先发生在艺术中的“直面首席法官缺席”的对生存的探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锋诗歌保持了揭示生存/生命这一事实的时代活力，并通过与此的对称，“发现了只能经由诗歌发现的东西”。它坚实、自足，尖锐地敞开生存/生命，并随时返回自身而不被稀释、消解。在此，火焰在燃烧中拥有着自我澄明和敢于自我焚毁的双重性质；而“升阶”的姿势，之所以有价值，乃是因为它涉及到诗歌结构诸意向间自身内部的对话、摩擦、互否、互动、张力力量的牵引。舍此，火焰的隐喻仅代表滥情主义诗歌的单向度自誉，而升阶之书更会成为恋古癖者无关紧要的道德训箴了。

最后，我想再申说一下前面所述今日诗人充任的“精神叛逆”、“‘价值’重构”二而一的“个体生命对整体生存包容的主体性”，这一形象之现象学的细节含义。精神叛逆，是指诗人在统一化的商品及权力社会中，坚持犀利、离心的语辞历险，固守种族触角或见证者的高度，并最终使文本经受住生存/生命天平和形式主义天平的双重考验。“‘价值’重构”，是指诗歌话语结构自身而且也只能经由其自身，完成的对“存在之遗忘”的警示、猛省。此一“价值”，同时关涉诗歌自身的本体依据、独特功能，对这种本体依据意义上的“价值”进行“重构”，应更有助于我们的形式自觉，而不是相反。“个体生命对整体生存包容的主体性”，是指诗人自觉地考察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存境遇之间显豁或隐匿的必然关系，并最终发而为个人承担全部后果的诗歌的“特殊经验的知识”。或如P·蒂利希所言“敢于在已失去意义的世界中独自承担焦虑的勇气”，并通过个人对整体生存的包容，“精心培植出诗的花园”——

而在求真意志的迸涌中，火焰或升阶之书不会是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终止，更不会是对另一意义上权力话语的寄生；它们对自我的无情审判，甚至更加深入，更加令人胆寒……

1993年2月1日至5日

选自陈超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