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艺报社、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我们时代的文学教育·2016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建军，以及2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主持。

　　李敬泽说，一谈到大学的文学教育，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想到一个说法，“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现在，这样的说法逐渐地遭到质疑，我们又试图通过文学教育来培养作家了。一方面，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国人在艺术问题上受到禅宗的影响，不太讲训练，不太讲下功夫，甚至认为把艺术当做一门手艺去研究、拆解，这本身已经落了下乘。但实际上，大学里完备的、成熟的写作教育、培训、训练，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肯定是有好处的。对一个作家来讲，如果仅仅靠着才气而缺乏充分完备的训练，他越写越会显出他的劣势。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大学的文学教育并不是一股脑地培养作家、评论家，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作家、批评家。文学教育的作用在于，它为每个人的生命注入人文的情怀，让他有做人的底线，掌握一定的审美能力，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些文章不一定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

　　不同的教育目的，导致了不同的文学教育策略。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说，清华大学的文学教育立志于让学生掌握以后进行自我文学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在大学四年里，学生要在古典文献和外国文学两方面加强训练，尽量做到能够通读不带标点的古文献，能够通过外语来阅读外文原著。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谈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要求学生第一个学年写100篇作文，第二学年写8篇读书报告。这些设计使得学生们克服了对写作的恐惧感，随时可以提笔就写。等他走上工作岗位，只要是做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就会得心应手。但这样的训练可能会让学生们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失去敏锐感。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宝亮说，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要求学生们进行古诗词的考级，给出500篇诗词，要求背诵、默写并在计算机上考试，至少掌握300篇过了四级才能毕业。另外，执行“百篇文章写作工程”，大学四年要求写100篇文章，小说、诗歌、散文、读后感都可以，喜欢写也得写，不喜欢写也得写。这样就锻炼了学生们基本的文学素养。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试图通过文学教育来培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这几年陆续招收了几批“创意写作”方向的研究生。这些学生需要和文学院的其他考生一样，通过完全相同的严格考试才能够被录取。他们虽有写作的潜质，也写出了一些作品，但都不大成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说，在课堂上，他带领学生们细读一篇又一篇作品，让他们看了上文猜下文怎么写，培养他们对这一作家写作特质的认识。在写作训练方面，每人确定一个主题，在8周时间里每周写出500到800字，每一周都要对这些文字进行讨论，把写作思路不断捋顺，最后一气呵成把作品重新再写一遍。通过这样的训练，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至于能不能培养出作家，这是谁也无法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作家的路径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说，他们招收的是已经相对成熟的青年作家。如果要求这些作家通过严格的研究生考试，其中的一些人就被挡在门外了。因此，通过跟教育部申请，允许特招。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引进知名作家授课，还开设很多文学内容之外的课程，并让他们走出校园，拜访文化界名家，与普通读者进行交流。诗人欧阳江河谈到，经过教育、培训，学生们可能会写得不错。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导致学生们丢掉那些粗糙的、充满野性和创造性的东西。如果文学教育课最后不通向原创性——阅读意义上、写作意义上的原创性，这种文学写作教育就需要反思。

　　与会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前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认为，当前文学教育过于注重文学史的讲授，对文本细读的重视还不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魏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谈到，在文学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体性在慢慢丧失，他们可能并不那么“真正懂文学”，甚至已经丢失了对所教内容的热情。程光炜、苏童、李洱、徐则臣等作家、学者谈到，不仅仅是大学的文学教育存在问题，中小学的文学教育更是令人担忧。我们的文学教育应该唤醒学生们对母语的热爱、对文学的兴趣，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心。来自兰州的一些中小学教师也分享了自己在语文教学中遭遇的困境以及进行的一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