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诗仿佛正经历着这样一个双身过程：一方面，它与其说正在被迫丢弃，不如说正在主动放弃一些昔日的“地盘”和优势，通过这种连续的自我扬弃，它在一个互补的艺术系统中不断达到对自身的重新确立；另一方面，由于众多风格的出现和多重艺术追求的加入，它正在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只是在这一阶段上，它的自由创造的本质才开始经由对各种可能性的探索而得到体现。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短暂的，甚或是较为持久的混乱是理所当然的。由于不被理解而导致的落寞也在所难免。事实上，诗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表现出一种勃发的内在生机，在这种生机面前，表面的虚荣已变得微不足道。除非自暴自弃，没有什么能够动摇诗作为艺术冠冕的地位。

我们已过多地耽搁于诗的“史前时期”。不必说种种非诗因素的袭扰──今后也不会是月朗风清──我们通过抒情传统的恢复而回到诗的本体，但是，诗的真实生命和使命是否便止于抒情呢？黑格尔把感情比作一个抽象的圆，它是有待于充实、照亮和凝聚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伴随状态，一种活力和自然程度的外部标志。真正构成诗的坚实内核和永恒魅力的，却是经验和智慧──前者使诗结实，后者则使之融贯成一个广袤、深邃，精妙而又独特的自足世界，并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在严沧浪那里被反复强调的“悟”，正是从对象和本质的双重意义上，提示了这一诗的真谛。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现代与传统的同一纽带和尺度。而如果说它们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就在于现代生活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丰富和复杂性，要求诗人具有更为敏锐和强大的洞察力，更为坚韧和超拔的否定精神，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个人与社会、文化与人性彼此分离又相互渗透的错综关系中，把握住稍纵即逝的诗意现实。毫不奇怪，这种要求天然地具有某种反浪漫的性质。

今天的诗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艺术。结构则越来越成为诗艺的核心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诗歌美学命题正在被重新激活：不是片面地强调“诗言志”，而是同时注重“志之所之也”(“之”，在古汉语中作动词时意为“去”，“走”，它内在地包含了方法和构成)。通过结构意识的强化，各种层次的经验在不同的方向上被有力地调动和集合起来，从而以其复杂性呼应现实的错综性，以其多向度的内部空间呼应现实的整体性，以其动态的平衡呼应现实的辩证发展。

当我们把昔日追求的目标作为今天的前提和出发点的时候，我们的面前便展现出一个宽广且奇险的新天地。这里的道路是呈辐射状展开的，不存在哪一种偶像式的创作范型；另一方面，不断走向开放的审美趣味以及由此所刺激和培养起来的深不可测的审美期待，又将造成某种较为严峻的竞争情势。诗人及其作品的世系更替周期将越来越短，雄视八荒的巨人将越来难觅得。诗的本性就是这样在自由中显示必然，在多变中保持恒常，重建其新秩序并赢得我们最后一点的敬畏之心。

1985年岁末，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