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一词用在诗歌身上是不是有点太重？但陈超兄已经是第二次令我不得不使用这个词了。第一次是在十多年前，那次他告诉我他独力完成了一本《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近80万字，令我大吃一惊。作为同行，我太知道要干成、干好这样一件活儿，需要怎样的热忱，怎样的功夫，怎样的定力，付出怎样的劳动，不止是心血，也包括体能。那确实已不能叫“活儿”，而只能叫“工程”了。

这次上下卷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就更是非“工程”而无以名了。且不说更大的隗集范围、更多样更灵活的遴选尺度、更犀利更丰富的甄别眼光，只104家277首作品计384篇导读一篇篇写过去，其难度便足以让所有徒有其志或志大才疏者望而却步。须知入选的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迥异的生存境遇、文化背景、谱系传承、创作形态和个人风格追求，再加上各自作品阶段性的差异，要想每篇都能不同程度地“出彩”，至少不落入平庸的俗套，设若不是视野广阔，积储深厚，气闲神定，且同时兼具综合把握和洞幽烛微的能力，如何能够拿得下？1990-19991年，我也曾趁当时的诗刊社全国刊授学院邀我开专栏之便做过类似的工作，两年间每月一篇，总共只写了24篇（后辑集为〈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便有心迫气促、厌倦难耐之感。再写下去，比如说让我写到100篇，只怕我早已疯掉了。

说“工程”还有另一层延伸的涵义。许多“诗歌从业者”（我喜欢陈超兄杜撰的这个说法）早已意识到，这些年来现代诗的写作和接受之间存在的冲突——或者说得严重些，鸿沟——之所以不但未见根本消弥，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与对现代诗的体制性的轻慢其实关系并不那么大；相比之下，倒是本应与现代诗的生长相匹配的“现代解诗学”长期发育不良显得更为致命。在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的国度里，这当然具有讽刺意味。问题是怎样改变这种状况？一位诗人曾基于古典诗歌享受过的优渥待遇大声疾呼：每一个好的现代诗人都应该配备五十个教授！他的激愤、夸张，以至奢侈的想象并不影响其中蕴含的现代诗的吁请。就此而言，陈超兄所做的工作怎么评价也不过份。这不仅因为他以“工程”（也包括前面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的方式响应了这种吁请，从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解诗学（集中体现为其“文本细读”与“审美感悟的评析”相结合的方法）作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还因为他是以诗的方式完成他的工程的。他的工程完全符合“少就是多”的诗性原则——或者不如说，他使本来或许投入五十个教授都不够的工程变成了一个人的工程。

是的，一个人的工程。

2002-05-07，育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