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过一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人们多次问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我总是回答，关于他，人们用各种语言已经写出了整整一座图书馆，而我又不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我至多是一个研究者的远房亲戚。不过，说实话，我不写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要写的话这本书就得基于怀疑，但没有信任就写不成。在对欧美思想的影响力方面，其同辈人中除了尼采，无人能与这位伟大的作家比肩。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狄更斯，还是福楼拜，还是司汤达，现如今的声名都赶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尽人皆知。他所使用的小说形式，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没有人成功地使用过，只有乔治·桑德（GeorgeSand)曾经尝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种形式呈现了他对一种广阔现象的诊断，即对宗教信仰的侵蚀(Theerosion of religiousbelief)。他从内心深处体验到这一点，并对它有一种彻底的理会。后来证明他的诊断是正确的。他预见到俄国知识人头脑中这种侵蚀的结果。正如卢那察尔斯基公开承认的那样，《被占有者》和《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预言了俄国革命。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先知，但也是一位危险的教师。巴赫金在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著作中提出个假说，认为复调小说是俄国作家的发明。复调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如此现代的作家：他听到了说话的声音，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在空气中，相互争吵，表达着相反的意见——在文明的当下阶段，我们难道不是被这种混乱的吵闹声所包围吗？

不过，他的复调性有其限度。在其复调性背后隐藏着醉心于信念的人，即俄国千禧主义者和弥赛亚信仰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描写波兰人的场面，其愚鲁的讽刺不适合这部作品的严肃性。人们很难想出比这更不具复调性的场面了。对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个人物的处理产生了比复调性所能允许的强烈得多的情感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些失言之处，这损害了他的伟大。为了维护他的伟大，有人将作为理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区分开来。巴赫金的假设在这种努力上帮了大忙。然而实事求是地看，你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弥赛亚信仰者和他对俄国的富于激情的关注，那就不会有国际性作家。不仅仅是他对俄国的关注给了他力量。他对俄国未来的恐惧也迫使他写作以发出警告。

他是一个基督徒吗？不清楚。也许他认为他会变成一个基督徒，因为在基督教之外他看不到使俄罗斯获得拯救的可能。但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论使我怀疑他所观察到的那种毀灭性的力量是否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砝码。纯洁青年阿辽莎带领着他那像男童子军一样的十二个学生娃，这是否折射出基督教的俄罗斯有能力将自己从革命之中拯救出来？这有点太甜蜜了，而且有点媚俗。

他甩脱了媚俗。他寻求有力的味道。世界文学中的罪人、反抗者、异常的人、疯子，首先栖身于他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似乎沉入罪孽和耻辱的深处是获得拯救的条件。但他创造了下地狱的人，像斯维蒂盖罗夫和斯塔夫罗金。尽管他是他所有的人物，但有一种理解认为，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最接近他本人：伊凡·卡拉马佐夫。因此，列夫·舍斯托夫怀疑不是他的正面人物大卓希玛和阿辽莎，而是伊凡，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仰的最终的无能。在我看来，舍斯托夫所论不错。那么伊凡表明了什么呢？他退还了造物主的"入场券"，是因为那孩子的一滴泪，然后又想起他自己编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其含义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在基督的标志之下不能使人们获得幸福，那么你就得通过与魔鬼合作来使人们获得幸福。伯迪亚耶夫写到，伊凡的性格是"错误的过度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也是如此。

在致冯·维辛夫人的信中他写到，如果命令他在真理和基督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会选择基督。那些将会选择真理的人大概更值得尊敬，即使真理表面看来否定基督（正如西蒙娜·薇依所说)。至少他们不曾依赖他们的幻想，并且不曾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创设偶像。

有一个原因使我倾向于做出一个温和的判断：即列夫舍斯·托夫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为他的悲观哲学找到的灵感。对我来讲舍斯托夫极其重要。正是由于对他的阅读，约瑟夫·布罗茨基和我才得以在智识上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