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新诗诞生百年之际，我想起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著名的话，即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句话何其精辟!确实，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考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考量上。

新诗概念，来源于与西方诗学的交流和对话，跟翻译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诚如李泽厚先生所: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所以，李泽厚先生高度肯定五四新文学，认为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 但李泽厚先生在其他场合对新诗的评价略有保留，他肯定的主要是白话小说和白话散文。

确实，白话小说和散文很受欢迎，有些还非常畅销，乃至长销，可见普通百姓对其已完全接受。关于新诗，则一直争议很大，鲁迅这样的新文学运动旗手和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对新诗一直评价不高，直到现在，仍有文化名人公开声称：“新诗是一场完全的失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也许是新诗过于激烈的对抗性姿态让人们难以完全接受，也使自身的建设处于一个断崖式塌陷状态。新诗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否定性的革命姿态，指责旧体诗是腐朽僵死的产物，主张通过新诗歌来新文化乃至新中国。但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且，这种动辄断裂的行为自身面临挑战，郭沫若式的狂飙激进，北岛等人的对抗批判，一代又一代年轻诗人不时喊出“打倒”“pass”的口号，都使对立达到一个高潮。新诗百年，多情绪发泄与激进观念，少借鉴积累与文本创造；多宣言主张，少扎实建设。缺乏传承、融合的平和渐进演变，导致新诗的非正常跳跃式发展；低门槛无标准，导致创作者的混乱和接受者的抵触抗拒，因而也始终无法被人们广泛接受。相比旧体诗，新诗在语言和思想的大浩劫之后，也许还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自我修复愈合，回复平静，被人们逐渐认识和喜爱。

也许，在这一点上，同是五四产物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五四之后，三四十年代曾产生过一个现代主义诗潮，这一诗潮在内地因战争动乱文革等各种原因中断了，但在台湾得到继承、延续与生长。今天来看，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是一个完整的先受西方影响后向内转的本土化的过程。像洛夫、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个人诗歌风格和理论主张。台湾1960年代提倡现代主义的主要有现代、蓝星、创世纪三个诗社，最初都以注重“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作为行动指南，就是注重学习西方经验，忽视甚至抛弃中国传统，很多诗人都表示自己的创作主要受西方影响，比如学英语出身的余光中，提倡超现实主义的洛夫，在美国留学的郑愁予，都认为中国诗歌要侧重西化。但有意思的是，他们越往西走，内心却越是回到传统与故乡，像余光中这样一个曾经极端西化的诗人，后来宣称“中国是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而他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诗意地将蓝墨水的上游命名为汨罗江。众多台湾诗人后来都意识到用西化排斥民族化会走向歧途，于是进行了有意识的文化纠偏，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倾心，最终走向民族化的道路，成为民族审美的代言人，最终写出的代表作都显示出强劲的“中国”“本土”的一面。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饱含禅意的《金龙禅寺》，都深得中国文化精髓。也就是说，这些诗人学习着西方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形式，但其文本的内在精神是中国的，比如“乡愁”、“禅思”，都是最纯粹最中国的精神母题和文化源头。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在形式上追新求变，但内容和精神上并没有抛弃与中国文化的勾连，这很符合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恰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精神中有强调永恒的不变的内容，也有讲求“维新”的一面。近年我在讨论诗歌的“草根性”问题时谈到过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包括诗歌现代性的第一步是向西方、向外学习，但很快这种学习的视角就应该由外转内，进入第二阶段。这个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本土性和草根性。这种学习的视角需要不断向下来挖掘和扩大，但最终目的是向上的，是要建立一个中国人形而上的现代意义世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义世界是由唐诗建立的，唐诗为中国文学贡献了大量的经典化意象和文化精神，如李白的豪放、杜甫的忧患、王维的超脱、白居易的闲适。今天，人们遇到情感高潮需要表达时，往往引用的还是唐诗宋词的象征意义，而我们当代生活的意义世界暂时还没有建立。所以越是全球化，越是与西方交流，我们自身的文化乡愁反而就越明显。因此，是到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意义世界的时候了，毕竟，无论学习西方，还是返回传统，中国自身当下才是这种现代性的主体，所以，建立现代意义世界，应该是当代诗人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世界诗歌日，在国家图书馆诗歌沙龙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