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
　　白话诗的零度写作，为白话文发展带来很大障碍，这又使得作家养成了双重、分裂的文学人格

　　观点2
　　诗人的双重诗格使作品失之于不诚。而对诗的两重标准，反映出诗人对读者中的大众与内行者的两重价值观，也是一种扭曲心态对诗的戏弄

　　观点3
　　胡适、陈独秀等前辈将语言的交流看成僵化的概念传达，从中除去一切对话双方所流动的、变幻的、互动的各种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对语言性质的误解已经肤浅到错误的地步

　　观点4
　　语言是由无限的、无形的踪迹转换而成，当它们进入新的言语中，就会将这些积累下的踪迹带入新的结构中，这些无形的变幻的“踪迹”，如同一种“能”辐射在文本中，它们如光影游戏于文本间

　　观点5
　　当五四时期的诗人用汉字写诗时，每个汉字都沾满了几千年使用的踪迹痕和它们所带来的信息

　　观点6
　　“大众化”仍是一个最晦涩的词，因为它和“大路货”有血缘关系。而这种心态在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的作品里似乎不存在 

     1

　　当年的改革是必要的、必然的，错就错在没有摆正改革与传统的关系
　　只重视“言语”，而对“语言”不曾仔细考虑，只认识到共时性而忽略历时性，只考虑口语，忽视文学语言，成为口语中心论者……

　　今天，当我们回顾五四白话文改革运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当年的改革是必要的、必然的，错就错在没有摆正改革与传统的关系，改革者们忘记了“在变中旧的本质的不变是主要的，对过去的否定只是相对的”。最终走向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了绝对的否定。同时，只重视“言语”，而对“语言”不曾仔细考虑，只认识到共时性而忽略历时性，只考虑口语，忽视文学语言，成为口语中心论者。而白话诗的零度写作，为白话文发展带来很大障碍，这又使得作家养成了双重、分裂的文学人格。诗人的双重诗格使作品失之于不诚。而对诗的两重标准，反映出诗人对读者中的大众与内行者的两重价值观，也是一种扭曲心态对诗的戏弄。
　　从理论的角度来总结五四白话文运动在语言和文学上出现的问题，诗人郑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主要就是没有处理好语言的发展与继承的关系，这又与语言的性质、特点、可变与不可变、有意识与无意识、口语与书面语、诗语、语言的生命力等有关。让这位老诗人不解的是，至今我们的学界并没有澄清这个植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可怕的错误决定。
　　事实上，语言理论在整个20世纪成为全球科学界一个深入探讨的课题，也对21世纪的汉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诗歌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至今尚未引起我国文学界、诗歌界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老诗人希望我们的“重读新诗系列策划”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学界应该投入精力，坐下来好好地深入研究，而不是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最终于事无补。

　　2

　　任何一种言语中，都有那未被完全揭露的一面
　　胡适、陈独秀等的另一个理论盲点是不理解任何一个“所指”在另一种组合中，都可能成为“能指”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只重视“言语”，而未仔细考虑“语言”？为何只考虑口语而忽视了文学语言？口语果真那么明晰易解吗？对此，郑敏解释说，依照J·拉康的理论，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条难以完全越过的横杠，前辈们没有理解到这些，因为在任何一种言语中，都有那未被完全揭露的一面，前辈们天真地以为结构单纯、用词通俗的口语，必然是大众一听就懂的。中国俗话说“听话听音”，正说明在言语阳面的显露之外的一面之外，还有那阴面隐藏的部分，这使得语言的透明度远不如它表面所表现的那么天真。因为语言的受压抑部分所表现出来的，同样都在交流中起着信息传达的作用。文学语言的复杂性正在于它的暗涵最为丰富。胡适、陈独秀等前辈将语言的交流看成僵化的概念传达，从中除去一切对话双方所流动的、变幻的、互动的各种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对语言性质的误解已经肤浅到错误的地步。
　　“胡适、陈独秀等的另一个理论盲点是不理解任何一个‘所指’在另一种组合中，都可能成为‘能指’。因此，文言文即使被废除作为通用语言，但古典文学中每一个字词出现在白话文中时，都可能渗透入它的古典‘所指’，而起着对文本的意义、情感外加的影响，也即是所谓的‘文本间’的效果”。郑敏进一步举例说明：比如杨柳、菊花、梅花、松、雨、杜鹃、镜、烟雾、枕、凤、鹤，信手拈来就有成串的“所指”，在新的言语结构中成为“能指”，暗喻就是建立在这种所指转成“能指”的符号奇异的转换中。所以语言是由无限的、无形的踪迹转换而成，每个字词都在使用过程中带上前一位作者的笔痕，如同指纹，当它们进入新的言语中，就会将这些积累下的踪迹带入新的结构中，这些无形的变幻的“踪迹”（德里达的解构论术语），如同一种“能”辐射在文本中，它们如光影游戏于文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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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丝缕
　　相连，语言就是文化的化身
　　胡适、陈独秀主张用纯的白话口语代替整个语言系统，只是一种幼稚的空想……这只能在创作中不断由时间和实践来发展，并不是任何人可以用主观意识来控制的

　　正因如此，语言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丝缕相连，语言就是文化的化身。当然，这里郑敏所说的语言，并非只指文字、口语，而是广指艺术及各种学科的符号系统，语言是整个民族参与的、最广泛使用的交流符号系统。因此，在郑敏看来，胡适、陈独秀主张用纯的白话口语代替整个语言系统，只是一种幼稚的空想，在胡适和其同时代的白话文先驱的所谓白话诗文上游戏着无数古典文学、古典诗词的踪迹，这并不因作者的主观愿望就停止干预，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新的踪迹痕冲淡这些老的踪迹痕，踪迹本身发生的转变，使得文本间的效果也发生了变化。但这只能在创作中不断由时间和实践来发展，并不是任何人可以用主观意识来控制的。
　　比如胡适的《两只蝴蝶》，在内在结构与韵味上都不难找出古典诗词的踪迹干预。至于那首《岑梦与诗》中最后一节“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种对人生中人际关系的不可抹灭的距离感所暗含的哲理，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丝缕相连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郑敏感慨白话诗并不能从零度开始它的写作，看来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对此，郑敏还以德里达的理论来解释她得出的这个结论。
　　德里达将一切广义语言归结为“心灵的书写”，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的源泉，没有谁能以命令来喝令它改变。然而它在历史中会依照自己的意愿不断变化。正如德里达所说，每个字如同一枚硬币在使用流通中，不断沾上新的踪迹痕，直至其上的头像日渐模糊。流通使得每枚硬币更丰富也更贫穷（这里指它失去原意而言）。同理，当五四时期的诗人用汉字写诗时，每个汉字都沾满了几千年使用的踪迹痕和它们所带来的信息。
　　因此，在胡适的《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诗中，字词如苦茶庵、飘萧、披衣开窗坐、一点相思情，无一不随身携带其在古典诗词中沾上的踪迹痕，它们无形而无不在，“窗”已不复是一扇普通的窗，“披”字也不仅是一个普通中性的动作。在郑敏看来，他们这种从零度开始用汉字白话文写诗的论调，为白话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由于这种人为的心理障碍，胡适、陈独秀以及不少其他同时代作家养成了双重、分裂的文学人格，当需要强烈地表达情感和思想时就用旧体，而当他们履行文学斗士的责任时就写白话诗，每当写白话诗时，为力求明白易懂，而放弃诗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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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作者为何要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来写诗
　　这是一种扭曲心态对诗的戏弄。由于认定大众只能理解苍白无内涵的语言，因此一旦进入为大众写诗的角色，就拿出那种粗制滥造的货色

　　郑敏所说的当时诗人这种双重、分裂的文学人格，在诗人刘大白身上表现得很充分。
　　刘大白的《卖布谣》和《割麦过荒》，“白则白矣，但作为诗，又有多少成就”？郑敏认为，在此，诗的艺术因为求“白”而完全被置于不顾。殊不知诗的力量正是通过它的艺术取得力量及感人的效果。有趣的是，当刘大白不追求“白”时，却写出《秋夜湖心独出》这样有较高艺术效果的情诗。
　　对于同一作者为何要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来写诗，郑敏认为这是一种扭曲心态对诗的戏弄。由于认定大众只能理解苍白无内涵的语言，因此一旦进入为大众写诗的角色，就拿出那种粗制滥造的货色，而每当恢复自己作为诗人的本色时，就又写出不“白”的艺术诗。这种对诗的两重标准，反映出对读者中的大众与内行者的两重价值观。在意识上是重视大众，在无意识中，却是认为他们不需要艺术，只需看明白就可以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到今天，“大众化”仍是一个最晦涩的词，因为它和“大路货”有血缘关系。而这种心态在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的作品里似乎不存在。正因为如此，《石壕吏》　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会十分感人，觉得诗人是站在大众之外，俯就大众而写。相反，写于杜甫诗后1000多年的　《卖布谣》与《割麦过荒》，读了并不感人，只觉得诗人是在为穷人做点好事，其意可嘉，但诗则是多余的了。
　　郑敏认为，诗人的双重诗格，使作品失之于不诚。有些诗人以对艺术的真诚尝试，用白话文写诗获得很好效果，但仍因囿于白话文应当是口语，而不敢大胆创新，吸收口语以外的词汇和句型，在思路上也不敢进一步开拓，所以读来语言松散无力、思路平缓、没有层次。而古典诗词因其没有这种口语化的框框，大胆跳跃地使用充满暗涵情感及意境的手法，并通过有艺术意义的用典，在28—56字或20—40字内（这块需要解释性语言）传达出一篇散文也未能说得清的情思的复杂、曲折、含蕴。对古典诗词这种登峰造极的凝练艺术，若白话文先驱者们不是遗弃，而是精心钻研，白话文及新文学的成熟、深造，要到来得早得多，而整个新文学史的面貌都将为之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