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同,我们可以把当下的作家分为三类:目无批评型、斤斤计较型和亦步亦趋型。

　　先看第一类,“目无批评”型的作家未必都是倨傲自负,他们之所以对加之于身的各种批评敬谢不敏,并非出于对批评家的轻慢,而是担心自己的写作过多迁就批评的声音会陷入某种潮流性的症候,失去自己的艺术秉性。比如张炜就表示过,他尊重有良知和领悟能力的批评声音,但并不认可作家为批评而写作,甚至强调作家也不应该为读者写作,因为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品是不合众嚣的,它可以激发多种批评、多种解读,但一定不会被某一种话语收编。因此,“目无批评”型的作家往往富有定力,艺术特性突出,所以反而会成为批评聚焦的对象。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作家的“目无批评”真的就是目中无人,抱定爱谁谁的心态,其实质无非是一种拿傲慢做掩饰的鸵鸟政策,不必多言。

　　第二类斤斤计较型的作家对外界批评分外在意,批评界每有揄扬之词,必沾沾自喜、四处宣扬；若是对他的创作有所指摘和批判,则定愤愤不平,以为批评家强作解人、过度诠释,甚至要写系列文章逐条反驳。对这类作家而言,批评的标准简单而又狭隘,即是否符合他自己对批评预设的期待。

　　第三类亦步亦趋型的作家跟斤斤计较型正相反,他们对待批评态度恭谨,也很诚恳,虚心接受不足并做认真整改,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写作蹈入某种批评家乐见其成的轨道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批评话语的预制件。只是因为批评家们意见时常相左,连累得这一类型的作家也会风格摇摆不定。

　　这三类对待批评的态度与作家的年龄、经历、文学影响大致呈一种正比关系,一般来说,越年长、文学影响越大的作家对于批评越能看得淡薄,比如文坛的“50后”老而弥坚,他们大多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与批评共生共荣的文学黄金时代,本身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大可对各种非议或赞誉一笑置之,专心经营自己理想的艺术世界。年轻的一辈则受批评的影响,容易被潮流话题裹挟。居于中间的作家,多半正处于艺术定型时期,格外珍惜自己筚路蓝缕的艰辛,故对批评反应敏感。

　　就健康的批评秩序而言,三种对待批评的态度都不是最佳的。笔者以为,最值得反思的还不是第二类斤斤计较型,而是第三类亦步亦趋型。因为斤斤计较者往往也是爱惜羽毛之人,是对自己的艺术天性有偏执之爱的人,若走出偏执,会较快地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而亦步亦趋者,因为对批评的恭敬,反而会身在此山难以有对自己创作真正的反观。

　　比如近来在流行的代际批评中有一个说法,认为“70后”和“80后”作家的写作是“历史感匮乏”的,而这些被訾议的后生作家也认可这一批评,拼命要在他们的新作中写出历史的厚重来。于是,吊诡的现象便出现了:一方面大家都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另一方面后生的写作一定要有和前辈一样的宏大历史感才是被认可的。北岛有篇写给自己女儿田田的散文,题目就叫《女儿》,其中有几句写道:“田田胸无大志。问她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这好,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的志向弄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忆苦思甜,这自幼让我们痛恨的故事,现在又轮到我们讲了。”某种程度上,当下文学界的话语秩序是被“50后”和“60后”为中坚力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掌控的,他们对于“70后”和“80后”作家缺乏历史感的批评隐含着对历史的某种悬置理解,“70后”和“80后”成长的时代无法吸纳沉淀到文学的历史话语之中,就像北岛说的,前辈总是以为自己经历的历史才是唯一有意义、值得阐释书写的历史。在这种批评秩序下,虽然他们在奖掖后进时声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又把“历史感缺失”的观念灌注进后辈头脑中,并被后者内在化地接受。

　　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但很好地诠释了当下创作与批评的一个侧面。如果说好的批评是对作品鞭辟入里的会意读解和心灵对话,那被批评的对象必须也是这个对话中的一个能动主体,而非只会点头称是。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文学永远是对批评的真诚抗拒而非顺从。因此,当我们检讨批评的颓堕时,那也必须正视创作面对批评的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