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修辞和被修辞的时代——评周庆荣散文诗组章《创可贴》

这是一个“被时代”，被动的“被”。我们被雾霾，被堵车，被按揭贷款，被代表，被平均，被夸张，被陪衬，被隐喻，被倒装，被反讽，被解构，甚至被不明不白地死去。在呼吸紧促的“被时代”，修辞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它所有的精彩和荒谬，被现实一一抄袭，甚至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因为被动的“被”，这个时代也成了“修辞的时代”，谁也逃脱不了修辞和被修辞的命运。要么去修辞别人（时代），要么被别人（时代）所修辞。我们在修辞里活着，一不小心，就活成了一个修辞，比如，忙得像一张人民币，累得像一个问号。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一个修辞。

回头看看文学史，我们甚至发现，有的诗人和作家，终尽一生，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修辞。如，屈原的投江，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鲁迅的弃医从文，海子的卧轨等等。一部长篇小说，写来写去，其实就是写了一个修辞，曹雪芹用70多万字写了家族的命运和爱的悲剧，归结为一个修辞就是“红楼梦”；莫言洋洋洒洒写了中国农村的生育史，用一个修辞来概括，那就是一个字：《蛙》。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用语言和修辞，与深不可测的这个世界进行着爱恨交加的交谈，表达着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和文学的理解。当现实被涂黑，我们需要一束光，清洗一下理想；当灵魂被拆迁，我们需要在废墟上找到体温尚存的词根，用艰涩的修辞完成对远方的祭献。周庆荣说，“吹去浮尘，世界就纯净了；吹去阴霾，人间就光明了；吹去噪音，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

今年春，在鲁院上学期间，在一家酒店的紫藤架下，我和周庆荣聊起语言的秘密、文学的意义，谈及他的散文诗写作中的理想、远方和温度，还谈及荒木经惟的摄影艺术。那时候，我已开始为《青年报》的“新青年”专栏画插图，他提了一些建议。正是在他和陈仓等朋友的鼓励下，我才把这个任务坚持到现在，至今已为杨绛、陈忠实、贾平凹、张炜、余华、金宇澄、刘庆邦、麦家、迟子建、方方、邱华栋、周大新、王跃文等人的作品，完成一系列的配图，每幅图都配几行诗意的文字。我为陈忠实的《白鹿原》画了纪念碑一样的锁，竖立在一本有眼睛的书上，配的文字是，“每一位作家的离去，都带走了一把钥匙，是锁让我们心生敬畏。”解读一个诗人或作家的时候，我总是想方设法找到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进入诗人和作家的精神世界。这把钥匙就是他的修辞密码。每一个诗人都有一个核心的修辞。我第一次读海子的时候，搞不懂他为什么如此悲伤，读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一首垂头丧气的诗，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的诗，因为他永远活在没有明天的今天里，永远成不了“幸福的人”。所以，写诗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写出了一生中的核心修辞。

我对周庆荣的写作算是熟悉的。在“被时代”的修辞遭遇下，现代文明的空心人深陷泥沼而不自知，当大多数人耻于谈论“理想、远方、温度”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周庆荣以瘦硬的笔触重新构建并拓展它们的诗意。他的写作自信，一方面来自于对现实压力和人性敌意的深度破解，另一方面凭借了以柔克刚的谦逊和迎头而上的修辞勇气。他在近在咫尺的漩涡中，清醒地保持了道有远方、心有理想、诗有温度的担当意识，时刻坚守伟大汉语的古老伦理，所有的修辞都准确有效，如深及病灶的一次次针灸，刺疼这个时代幽暗不明的灰色区域，努力复活那些有可能苏醒过来的肉体曙光和灵魂器官；他擅长在心灵的正义与文明的旧秩序之间制造擦痕和张力，压住嗓门，一意孤行地提高诗人主体的诘问难度，又在摩擦生电的精神灼痛之中，忍住骨缝里的苦闷，为浑然不醒的喑哑者设置一个个震耳发聩的闹铃。

在周庆荣整体的思想观念和诗学架构下解读他的《创可贴》，其机智和妙处，因为有根有据而更加可信。

《创可贴》本来是我最新出版的诗绘本《你我之间隔着一朵花》中的一个局部内容，共十二帖，意在为肉体长大成人、精神留有创伤的现代人，做一次必要的止血和保护措施。创可贴不是万能药，它只是我被动选用的一个修辞。“被时代”的阴影之下，任何诗人的修辞策略、修辞系统和修辞效果都无法抵达真正的自由。本来可以用一个更有力的修辞来表达我的情绪，释放我对人世的伤感，平衡我对当下流行诗写的失望，然而，我只能言说到目前的程度。越来越多的诗人，写得越来越狠，活得却越来越平庸，他们制造着悲伤，也消费着悲伤，根本没有能力为读者稀释悲伤的药性，却租用诗歌的名号破坏了诗歌的疗救效力。认知的偏颇和写作态度的互相复制，让本该独特的“个人修辞”变成了似曾相识的“大众修辞”，长相不同的诗人使用着同一颗冷冰冰的心。

出于某种警惕，在我的创可贴修辞中，我只能使用一种寂静而柔弱的语调，如“咖啡里有乌托邦，又甜又苦”。而我稍显低沉的日常化隐喻，被周庆荣提高到一个相对响亮的分贝，并向整个时代的镜像深处推进了一步。毋庸置疑，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越来越不健康，每一个人都需要创可贴。但是，周庆荣想到，“如果只有一片创可贴，你贴哪里？”贴脚，贴童年的那座山，贴水里的鱼，贴带刺的友谊，被功利伤害的爱情，贴近处的陷阱和现在的迷茫？他的思考范围更加宽泛，意义指向更加明确，并举重若轻地澄清了我语焉不详的那种暧昧和犹疑。这是周庆荣对“被时代”阴影下精神生态和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反思，他态度温和的告病人书，既有疗治的药方和部位，又防止了创伤的发炎，减缓了现代病患者的内在焦虑。周庆荣深度演绎和准确拓展了我的修辞内容，打破了我的修辞局限，呈现给读者一个加长版的、升级版的十二贴。他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刻度上，用散文诗的广视角技术，完成了对我的创可贴修辞的再修辞。

在题为《守住自己的“精神根据地”》的对话中，我曾经将诗人的境界从低到高分为四类：一是用阴影把阳光弄脏的人；二是在阳光中诅咒阴影的人；三是在阴影中歌颂阳光的人；四是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第二和第三类诗人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处理得过于简单，一个太执拗于阴影，另一个太迷信于阳光；第一类诗人让人厌恶，第四类诗人令人敬佩。这四类诗人对世界观察、理解、判断、把握的方式明显不同，所产生的写作动力也大相径庭，诗歌的力量自然就有天壤之别。我喜欢“清扫”这个具有正面意义的动作，不弄脏，不诅咒，也不去盲目地歌颂。我一直认为，在汉语写作不断分叉的发展路径中，应该增加一些疗救精神，多出一种柔软诗学。一首诗，一个诗人，境界的高低，在于能量的正负，作用的好坏。“把小伤口治好，我要健康地热爱一切。”周庆荣既不屈从于外部黑暗的挑衅，又能及时松开拳头，与人性的敌意取得礼貌性的和解。他的写作让人感到，惆怅无处不在，但世界还有救。

2016年，对于出版诗绘本《你我之间隔着一朵花》的我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我试图让自己的写作对诗歌之外的人也能起到一点作用。信仰的雾霾和语言的不洁，提醒我退到自然，退到语言，我希望自己在自然的沉浸中更加理性地回望工业文明的病症，在语言的觉悟中实现更高智慧的人生哲学。我甚至绞尽脑汁地列出“退到自然”的21种做法和“退到语言”的9条要求，这是我继《我的诗人守则》之后，比较重要的一个自我规诫。写了20多年，我开始相信，诗歌的根本，就是“可以”（认识论）“怎样”（方法论）“塑造一个人”（目的论）。

知道“风吹睫毛，心有悲伤”，看见“天蓝得没有皱纹，水清得可以用来哭泣”，相信“我爱的那个我，比我更好”，最终才能穿越生命的雾障，“活在朝霞之上”。周庆荣是懂贴之人，能参透我每一贴的真正用意。他视我为兄弟，我喊他叫兄长。在修辞和被修辞的时代，每一个诗人也是修辞和被修辞的诗人。共同的时代境遇，提醒诗人与诗人要紧紧握手，一起应对修辞和被修辞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