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长之死

砰——砰，他倒在土坡上，头枕一滩血。

他高大、威猛、仗义。
没当保长前，遇土匪，他嘱胆小的跟在后头，自己抡起扁担冲在前，歹人就跑了。
当了保长，他组织村民联防，临近的土匪更不敢惹他。
兵荒马乱中，村子还算太平。
遇“共匪嫌犯”，他就给上头说好话，能保就尽量保出来。
遇邻里纷争，他不分亲疏、秉持公正。

他勤扒苦做，清廉正派。
平时种二十来亩地，农闲贩点纸烟、日杂。
摊派的税负，他照实征收，从不中饱私囊；个别实在交不起税的，他自掏腰包给垫上。

他是个罪人——罪大恶极。
他有田有钱有两间瓦屋，该死。
他帮旧政府干事，该死。
土改干部不耐烦了，手一扬：我代表人民——

砰——砰，他倒在血泊里；周围，满是看热闹的人---

                唐家三个爷

唐家三兄弟，平时是土匪，鬼子来了是伪军，王劲哉来了是国军，李先念来了是新四军。
解放前夕，武汉和新堤还在国军手里，乡下已是解放军的天下了。
土改工作队挖了三个坑，先把大爷给埋了，抓二爷、三爷时，他俩开了溜。
二爷逃到新堤，后随国民党残兵败退到台湾。
三爷投奔了解放军，还参加了渡江战役。
镇反、肃反、文革中，三爷夹着尾巴种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
改革开放后，二爷荣归故里，成了爱国台商，成了当地官员的座上宾，让全村老少羡慕得流口水。
三爷更高兴，高兴之余又未免有一些后悔---
前几年，国家落实政策，三爷是建立新中国的功臣，享受两千多元退休金。
今年初，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政府一次性奖励三爷五千元---

              税卡

解放前夕，这里靠近排湖，河汊密布，鱼特多；村民闲时，就把鱼晒干，拿到新堤卖，再贩点日用品。
那时没车，出门走水路；水路上有新四军的税卡，税卡不是常设，而是打游击，因为新堤驻有国军。
也许是贸易战——为封锁敌占区经济，也许是下面执行命令走了样，税额比货物总价还要高。
小贩们就怕遇税卡。一旦碰到税卡，见过世面的小贩就说：
爷，长官，同志，我们做小本生意，钱都买了货，只好把货押这儿，回家拿钱缴税再来取——谁会再来取呢？
解放后，有人揭发：他们本是一群不干不净的二流子，混进革命队伍后，恶习仍不改，辱没了共产党的好形象。
政府把那些收税的小兵统统都毙了，只有他们的头，不知情，官，越当越大---

               谢哈咕烈士之墓

沔阳县有个郭家河，出了个力气大、嗓门大、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谢哈咕。
那时，贺龙正在洪湖闹革命。郭家河与洪湖只隔一条东荆河，也悄悄来了共产党。共产党组织了游击队。
哈咕是游击队里的猛张飞，积极、勇敢、威信高；上面的领导多次说：一定提拔他当队长。
一日，队长和哈咕驾着木筏子，奉命到芦苇荡里去开会；队友们纷纷议论：哈咕马上就要升队长。
开完会，队长一人回来了，说：路遇敌人，寡不敌众，慌乱中，哈咕掉落湖里淹死了。队员们听了很疑惑---
夜里，有人做噩梦：哈咕站在木筏上，背后伸出一双手，冷不丁把他推人湖里了---队员们听了，默默点头默默哭---
胡耀邦在位时，战友们纷纷请求追认他为烈士，沔阳县专门成立了调查组。
调查组遍访各地当事人，大家都记得与哈咕并肩战斗的情景；只是，当时的队长现在北京军区当大官，调查组没能见到他。
关键的证人没做证，烈士的待遇卡了壳。
调查组很负责，三番五次跑北京，可惜首长太忙了---
没办法，在湖北省军区工作的某战友，自掏腰包，在郭河镇东郊立一个碑——“谢哈咕烈士之墓”。
烈士的荣誉只是戴在墓碑上，政府的档案没记录。几年后，墓碑就毁了，世间再无谢哈咕。

               余军长与俩侄儿

余赏等是郭河一带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头次革命时，就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解放后，在大城市里当军长。
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余军长没儿女，很孤单。农业学大寨那阵子，军长邀乡下的侄儿来城里玩。
见到俩侄儿，军长给他们一人一张“大团结”，嘱警卫带他们去逛街。
“大团结”是当时最大票面十元钱，乡下人全家累死累活干一年，最多就挣十来元，多数家庭都是“超支户”。
“超支户”就是一家人没日没夜地干活，年底结算时还欠队里的债，需要来年加倍努力再偿还。
大侄儿刚种田，晓得挣钱不容易，逛街时，这也嫌贵，那也嫌贵，回来时，手里还攥着“大团结”，深怕弄丢了。
小侄儿刚上学，懵懂无知，见啥买啥，很快把钱用完了，还把警卫的钱花了个精光---
半月后，军长递给老大三百元，说：老家祖屋要人住，祖坟要人守，农田要人种，你就回家好好“学大寨”；
然后，抚摸老二的头，道：你小子，像你伯，就留在伯伯身边吧---

               “哑巴”缪老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通海口镇上搬来一个新住户：缪老头。他矮小黑瘦，从不与人说句话，街坊都以为他是个哑巴。
几年后，谬老头走了；从亲属的挽歌里，邻居们才晓得他身世——
旧社会，他家境好，读过十年长学：抗战时，在王劲哉部队干文书；一二八师战败后，隐名埋姓教私塾；解放后，在武汉教书。
他学问广，小楷写得像印刷品，娶了一个女学生。女生是武汉人，小他十多岁，高大、白净，漂亮，心肠好。
大鸣大放时，组织上动员大家提意见，缪老师起初不发言，领导说人人要表态，个个要过关，他只好轻描淡写说几句不满的话。
于是，他成了右派；幸好，老婆铁心爱他，放弃了离婚、留城的选择，带着孩子，陪他到乡下老家，接受监督和改造。
在接受改造的日子里，麻绳很勤勉，隔三差五命令他参加批斗会；拳脚有耐心，不厌其烦改造他单薄的身子；汗水很负责，一遍遍清洗他满身的罪孽，从前世，到今生---
还好，他算是幸运的、幸福的：当不思悔改的同类上吊、投河了，当企求脱胎换骨的同类也被疾病和饥寒勒死了、被无尽的劳累和屈辱淹没了时，他还有一个小茅屋阿附他，还有茅屋里年轻貌美、忠贞不屈的女人和女人的孩子陪伴他---
一个寒冷的冬夜，劳累一天的妻子，想歇歇，一摸床，床被小儿尿湿了，就用火盆烤---半夜里，茅屋燃起一团火---
当时，是凌晨一点半，天上的月亮正板着脸，冷冷的月光正监督他挑河堤，他不知——
那个小茅屋，那个唯一能给他温暖、容他揣息的地方，已成了一堆灰；他不知——
灰中，有他今生最感愧疚的女人，还有那女人送给他的最最贵重的礼物：三个还只有几岁的儿子，像母亲一样漂亮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