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年仅38岁的西班牙诗人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迦在故乡格纳拉达遭遇政治暗杀。有人称诗人的死是他“最后的创作”。

　　2016年是洛尔迦蒙难八十周年，由诗人、翻译家王家新翻译的《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诗集收入洛尔迦各时期的代表诗作近140首，呈现出一个神秘复杂、“把大地栓在腰带上漫游”的洛尔迦———“不仅是歌谣的能手，超现实主义式的奇才，还是叙事性的大手笔，史诗和神话的锻造者。”

　　王家新的翻译参照了企鹅版、新方向版等好几种有影响的英译诗选及诗集单行本译本(如《诗人在纽约》)。他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说：“这些英译在我看来大都还不错，尤其是英美著名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特德·休斯和默温的翻译，他们对洛尔迦原诗精确、透彻的读解，他们赋予原作生命的翻译，他们在英文中的独特处理和创造性替代方案，值得我们借鉴。”

　　虽然洛尔迦的诗歌已有戴望舒、陈实、赵振江等翻译家的经典译本，但旧诗新译，往往能刷新读者对同一位诗人的认识。死去的诗人再度在汉语里“复活”，并因被注入了生长中的、当代性的语言而血色丰满。王家新说最重要的是“从洛尔迦来译洛尔迦”，将翻译当作一种“更深刻的生命辨认”。他所追求的精确也不是字面的而是“诗的精确”。正如青年诗人和学者陈庆所说：“王家新的翻译是忠实的，然而他所忠实的不是原作，而是从原作者脚底板涌出的那个诗歌魔灵。这样的忠实甚至对背叛加以首肯和召唤，那些心灵贫乏的人永远无法理解这种温柔的僭越。”

    对话

    他热爱安达卢西亚那片神奇的土地

　　南都：洛尔迦的早期诗歌，比如《深歌集》、《歌集》、《吉卜赛谣曲集》等，书名就暗示了音乐对诗歌的影响。请您谈谈洛尔迦的诗与安达卢西亚民间流传的深歌、谣曲的互文关系，是否可以将民间歌谣视为滋养洛尔迦诗歌创作的土壤？

　　王家新：洛尔迦对故乡是充满感情的，他曾说“我热爱这片土地。我所有的情感都有赖于此。泥土、乡村，在我的生命里锻造出伟大的东西”。他从他热爱的安达卢西亚那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学到了民歌、童谣、乡村戏剧，也获得了“深奥的地方口音”、诗的生成方式和他特有的抒情调性。另外，是“深歌”的简洁、浓烈、本真、神秘对他的强烈启示。他从深歌中学的，不仅在表面的形式，他要接近或从他自己身上唤醒的，他称之为“魔灵”。这个词来自吉卜赛人的口语“duende”(也可译为“精灵”)。在美国诗人翻译家默温看来，正是在“魔灵”的掌握中，洛尔迦的诗歌“有着它最纯粹的形式、音调、生命、存在，而那就是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倾听的。”

　　不管怎么说，对“深歌”及其魔力的领悟，在洛尔迦身上唤起了潜在的诗性本能，唤起了一种动物般、精灵般的灵性和表演能力。这在后来成为他天赋的最神秘体现。可以说，这在整个西方现代诗歌中都没有第二个。这造就了他的独一无二性。他就是一个西班牙诗歌精灵的化身。

　　南都：应该怎么理解《诗人在纽约》里洛尔迦诗歌风格的巨大转变？

　　王家新：洛尔迦的这部作品的确让人吃惊。它对现代大都市的谴责和充满嘲讽的荒诞性描述，它对人类社会预言家式的声音，对“惠特曼式的乐观主义”的“噩梦般逆转”，它喷涌的语言能量，它那一阵阵“从腐水中掠来的/黑鸽子的风暴”，都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诗，和诗人早期的抒情谣曲相比，甚至可以说它带有一种“毁容”般的激情。

　　至于怎么看，首先我要说我佩服。在一般人会面临“文化休克”和失语症的境况下，他却像个斗牛士一样起而应战，与纽约这头巨大的怪兽搏斗，并令人惊异地显示了他的创作活力和语言革新能力。可以说，他借助这座钢铁巨兽对他的撞击，再一次地打开了一个血肉淋漓的自我。

　　据我所知，在今天，对许多欧美诗人、尤其是移民诗人来说，这仍是一部启示录。至于我自己，对这部诗集除了震惊、佩服，也感到有些“不适”(按照我的审美趣味)。在我看来，这部诗集的写作可能还过于急促，诗人只在纽约待了九个月，有些诗显得沉淀不够或缺乏足够的提炼，如《沃尔特·惠特曼颂》那首长诗，有一种泥沙俱下之感。当然，虽然该诗有些部分显得松散，但从整体上看，仍有一种巨大、宏伟的诗性伸展力量，所以很难评价。

　　至于他对纽约这座现代大都市的解读是否“带有偏见”，我知道不少从传统欧洲来的诗人和艺术家都如此。纵然他与纽约的搏斗，在今天看来就像唐·吉诃德向风车宣战一样有点荒唐，但那就是他。我个人比较喜欢纽约，但我也理解洛尔迦对资本帝国、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批判，虽然它可能“简单”和“偏执”了一些，带着那个时代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乌托邦冲动，但它仍具有感人的诗性力量。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读到的是诗而不是社会批判文献。

　　南都：在洛尔迦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的精力和热情更多投向了戏剧。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否呈现出与此前不一样的抒情特色？

　　王家新：首先我们要看到，洛尔迦的戏剧在实质上也就是诗(其中有些本来就是诗剧)，这同样是他的诗歌天才的一种表现。在他那里，体现了诗人兼剧作家这一西方传统。这是他的一项重要发展，能够这样做到的诗人并不多。

　　至于具体诗歌写作，即使戏剧和社会活动占据了主要精力，他也没有停下写诗或在诗艺方面的追求。他生命最后几年的诗，首先要提到他那首伟大的挽歌《伊·桑·梅希亚思挽歌》，正如诗人的弟弟弗朗西斯科所言：“这节制而深远的感情，悲伤音乐里巨大又近于宏伟的乐章，以及多种元素的复杂性，几乎是诗人诗篇里所有主要方面的综合———使这首挽歌成为洛尔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洛尔迦生命的最后阶段，还留下有其他几组(部)重要诗作，如《塔马里特波斯诗集》，他由“深歌”转而借鉴古波斯的诗歌形式，写出了更具有经典意味的抒情诗。这一大组诗，无论是语言形式的优美，抒情的深度和强度，意象的新奇和动人，都写到了一种极致，如《被水所伤的男孩》，诗人不仅要走下深井“去看那被水之暗器/刺穿的心脏”，而且“我想要我自己的死，满嘴都是”！正是创伤的再度迸发，使精神的遨翔也显得格外感人，“我曾一次次迷失在大海之上/耳中充满了新摘下的花朵，/满舌头尽是爱与苦痛”(《飞翔》)。可以说，在洛尔迦的最后几年，恰恰在死亡的逼近中，诗人重获了飞翔的翅膀和词语的巨大复活力量。

　　任何译者也不能“终结”对洛尔迦的翻译

　　南都：我们以前着迷于洛尔迦诗歌的音乐性，但洛尔迦却说“我并不认为音乐就是一切……我倾注我的爱在词语上。”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王家新：或可说，词语是语言的身体，而音乐是它的呼吸。这就是为什么洛尔迦会关注词语，因为这就是他诗歌的基质。在传统谣曲中，词语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但在洛尔迦的作品里，意象和隐喻却至关重要。他对西班牙黄金时代诗人贡戈拉很崇敬，他自己也非常讲究修辞技艺，许多作品带有繁复的巴洛克式隐喻，他要像贡戈拉那样，“精心培育”每一行诗，如《西班牙宪警谣》中的“黑橡胶的寂静”“细沙似的恐怖”“圣处女给孩子们敷伤，/用星星的唾沫止痛”，如《不贞之妇》中的“那时百合花的剑刃/仍在风中簌簌有声”，等等，正是这些语言细节，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充满了兴奋，至于《伊·桑·梅希亚思挽歌》中的“百合喇叭撑开绿色腹股”，则更令我惊异，正是这些创伤和死亡的意象，使这首挽歌的悲痛抒情未流于空洞，而是获得了它恒久的语言质地。

　　但我们也要知道，洛尔迦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当有人告诉他人们在模仿他的《歌集》时，他这样回答：“不会有比这些更真实的诗了。他们弄出的，是一些可怜的毫无疼感的东西。我并不认为音乐就是一切，就像某些年轻诗人所做的那样；我倾注我的爱在词语上，而不是一些声响。”这也道出了诗人创作的奥秘：生命最真实的疼感，对痛苦不得不发出的歌唱，但它们却是模仿不了的，“因为我要一切都拥有高山上的空气”！

　　南都：洛尔迦的诗歌此前已有了戴望舒、陈实、赵振江几位老师较权威的译本。您为什么还要选择再次翻译？您读到的洛尔迦是否和前几位先生读到的有所不同？

　　王家新：这个译本首先是爱的产物，因为对洛尔迦的热爱，去年6月我在葡萄牙的诗歌活动后，专门前往西班牙访问了诗人的故乡格拉纳达。同时，这个译本也是约稿的产物，从西班牙回来后我开始翻译，本来只准备译一二十首，没想到出版社看到我的译文后马上约稿，要我一定给他们翻译一本。

　　要翻译洛尔迦，当然要感谢戴望舒以及后来的陈实、赵振江等译家。尤其是戴望舒的“发现性”的翻译，影响到包括我自己的好几代人。因此我的翻译，不仅是对洛尔迦，也是对这位前辈的一次致敬。

　　但是，正如历史上许多诗人，洛尔迦也正是一个有待于重新发现的诗人。洛尔迦的翻译，经由数代译家的辛勤耕耘已相当可观，但从多方面看，它仍留有很大的空间。我自己要做的，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新的参照，不仅译出“我心目中的洛尔迦”，也要由此激活、刷新和拓展人们对这位诗人的认知。

　　从翻译和语言本身的刷新来看，每个时代也都需要自己的译本。而洛尔迦恰恰是一个为不同时代的译者而存在的诗人。戴望舒等人的翻译纵然令人受益也令人钦佩，但他们不可能“终结”对洛尔迦的翻译，任何译者也不能。

　　这里我还想说，翻译洛尔迦，如同我翻译策兰、曼德尓斯塔姆，不仅出于生命的认同，也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如本雅明所说的“可译性”，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创造性的翻译使其本质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说实话，如果没有感到这样的可能，我是不会去译的。

　　南都：重读洛尔迦的诗，对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是否会有所启示？

　　王家新：“歌谣性诗人”(其实洛尔迦生前最不喜欢这个称呼)，或“简单而又神秘”，在中国已成为洛尔迦的标记。但是，洛尔迦远不止人们以为的那样简单或单纯。他不仅是歌谣的能手，超现实主义式的奇才，还是叙事性的大手笔，史诗和神话的锻造者(他那部《吉卜赛谣曲集》，我翻译时就很兴奋，十八首中我译了十七首，而戴只译了六首)。总的来看，洛尔迦的诗，对我们的启示会十分丰富。比如诗的音乐性问题，对古老民间资源的发掘，对谣曲叙事传奇的卓越尝试，语言形式方面的创造性革新，等等，而这一切和他的语言天赋，和他对历史、文化、人性的洞察，和他对艺术本质的精妙把握都结合在一起，需要我们去慢慢领悟。

　　洛尔迦永远地去了，这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同一个精灵不会重复出现。”但是他永远不会过时。我说过再过800年，他仍然会是一个独具异彩、生气勃勃的诗人。当然，我们不会再像写他那样写诗，也写不出，但在翻译过程中我体察和领会到的东西，已超出了言词可以表述的程度。这不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而是进入到一个更炽热的谜中，进入到一个公牛的世界、黑色天使的世界，进入到植物、岩石、昆虫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