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5年下半年的李亚伟似乎比以往从容淡定了许多。他去云南香格里拉盘下一处据说面积颇大的旅馆，准备装修迎客，开门揖盗——这样的生意应该是颇为适合他的，客人无须太多，挣个酒足饭饱就行。他决意离开北京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主要一条便是“好吃懒做”。北京能容得下这样的人么——那怕你是著名诗人李亚伟。十几年的书商生涯对李亚伟兄弟最大的改变是，他的臀部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垮塌下去。以前那是我们多么嫉羡的一个部位呵，饱满，坚实，扭捏间有一种不愿彻底展露自身的害羞——现在，呵，现在它则无耻地下垂着，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坐下来那样。而内心的崩坍，那种被艾略特称为“嘘”的一声的动静甚至连李亚伟自己都无法侧耳听到。

他说，张哥，我要卖掉房子，遣散人员；他说，我要快点离开这狗日的北平，转到哪里是哪里，看到美女就停下来，看到美食就停下来，看到美景就停下来。我傻乎乎地，好像烘托其卓尔不凡地问他，你就一点正事都不想做了？他骂一句粗口，振振有辞地反驳我：“张哥，人一生没有什么是正事。鱼有正事么？蛇有正事么？它们一辈子就那么游手好闲。”多么牛×的理由啊，如此牵强又如此大气磅薄，我得承认对我很有震憾哦。我不能再对他说“行不得也哥哥”了。想想也是，我们做的这是什么倒头生意，妈妈不疼舅舅不爱。盘子不大，贷款无着，政府不关心，知识分子不鸟你，读者不买账。十余年来在图书行业被辱侮性地称为“二渠道”。二，北京话里是什么意思大伙又不是不知道。于是我沉声道：“不错不错，李哥你先走一步就是。弟弟我这边的生意呢，结束那是早晚的事。一结束我便去南方找你。”他眼睛里慢慢有了泪光，颇为小资地捏了一下我的手。

难道这就是他早期诗里所写的：我要到远方去，看看我自己，现在怎样了。少年时的轻薄妄言，甫到四十便一语成谶，哪个邪恶的神祗在操弄着我们，使我们再也不耻于把自己定义为“无用的一代”呵。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颂李亚伟的一段话：“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在心里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哦，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但是，针对这段话的许多评论和喟叹在我看来都是扯淡，什么关键词是“在心里”，什么“人世间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如果在诗意上处理得巧妙“它的声响也是巨大的”，说了比不说还糟。西方有人说卡夫卡是“弱的天才”，如果我们现在承认李亚伟是一个诗歌天才，那么上述那段话体现的正是“天才之弱”，一个莽汉主义的天才的弱——诗歌的无力拯救，甚至对人类自救也拒绝承担哪怕一点点使命，诗歌说的正是，我们的小，我们的弱。

一次席间，从德国回来的诗人张枣谈起战后德国文学时，说到了那些用德语写作的德裔犹太作家（如保罗·泽兰）——他们自承是“用敌人的语言”写作。这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和坠入地狱般的遐想。其犹太身份和赖以创作的德语间断成不可弥合的裂隙。在泽兰等人心中，耶路撒冷和奥斯维辛既是两座连体堡垒又是相互的镜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而用德语写诗则更是耻彻心腑。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名句：“死亡是德语来的大师”。（保罗·泽兰）。战后犹太作家的德语写作对德意志语言的生态密码进行了强力纂改，破坏了德语既往的有序、行进路径和甜美格式。而今以后，德语将命定地被锁入一个自我忏悔的轮盘上，只要它转动，便有一种罪感与耻感穿行其中，咯吱作响。

所以，当全世界都说保罗·泽兰是德语的源头性诗人时，我便不敢轻易地歌颂李亚伟是“汉语的源头性诗人”了。尽管，如果非要给当代汉语诗人一顶“源头性”的桂冠，李亚伟当是一时之选。相较于“非非”先创造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实践的行为主义加焰火晚会的非常作派，“莽汉”的对汉语诗歌的贡献以其一向的低调和自信更为我们敬重和敬仰。

汉语既是母语，又是敌人。这是李亚伟的诗歌展现给我们的一个奇异景观，他的捍卫汉语内部的甜蜜和秩序时，又怀有一种对继父般的仇恨。对一个中国诗人来说，心中要“既有耶路撒冷又有奥斯维辛”是多么的难以想像呵。李亚伟有吗？我不敢肯定；其他诗人有吗？我敢肯定，他们几乎没有。当今有的年轻人在初读李亚伟的诗歌时，坦承讶异于“诗歌还可以这么写”，几千年形成的汉语传统被他撕裂、蹂躏、又用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这种才华与生俱来，毋须觉醒。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种“稀有的、罕见的”才华并不能天定地转换成令人激赏的诗歌成就；只有痛苦地觉醒着，背负奥斯维辛去寻找耶路撒冷，并且（不要鄙夷）以一种极其专业的素养去呵护那种才华不致夭折——这才是一个大诗人诞生的基本条件。坦率地说，在国内诗人中，我只对李亚伟怀有这种信心。

我要尽快让生意结束，去南方找你。

摘自《豪猪的诗篇》，李亚伟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