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有太多的理智、太少心灵，而是在心灵问题上太缺少理智。

——穆齐尔

　　陈律在其长诗《何为同时代人》中批判了长久以来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而呼唤前苏格拉底“神性”思维时代焕然一新地再次莅临。他的长诗所做的思考关切是重大而又迷人的，我认为，这正是本时代所亟需的某些必要思考之一。虽然这是一篇响应以“成为同时代人”为主题的第二届北京青年诗会一场研讨会的命题“急就章”，但在这一标题下的如此内容，还是令人甚感意外，不由惊喜。如今社会可能不太关注诗人们的工作，但这样的思考则是社会不该忽视的。长诗中推崇的观念，如同扳道工的一次稍微的扭转，一个新方向，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一个无限阔大的、乃至整全的世界投显于我们的视网膜。“神性”（与之紧密联系的必然包括感性、直觉、本能）被他推举得无比尊贵、崇高，相反，“理性”也就被认定为是劣迹斑斑、恶贯满盈。这其中自有其道理，并且在某些场域和时间段，如此批判也尤为必要，但在我看来，依旧不得小觑“理性”的价值，关键是，把它放在怎样的位置、用在何种场合，也就是说，“理性”与“神性”在我们复杂的思维系统中究竟该是怎样的运作才更为健全、合理，只有这个安排被科学地探清之后，我们才能把“神性”和“理性”恰如其分地妥善运用好。

　　长诗围绕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而展开。在《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第七卷里，柏拉图设想了一群人被囚禁在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里，囚徒的头颈、腿脚都被绑定，只能看向洞穴后壁。囚徒背后砌有一堵矮墙，一条长长通道连到外面，有一些人沿着墙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走过；在通道的上头高处燃起一堆火发出光亮。囚徒自然认为，洞壁上的阴影比制造阴影的器物本身更真实，更断然以为，那些原本由路过的人发出的声音是由那些影子发出来的。再设想其中一个人被解除了桎梏，他环顾，注意到实物、也注意到燃烧的火光，他必定感到困惑不已，在眼花缭乱中，他宁愿更相信阴影的真实性。他被强拉出洞口，见到外面的世界，在阳光下，他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舞，无法看见，即便看见了也不相信任何被称为真实的事物。他甚至为此发怒。需待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他才能逐渐习惯。直到一天，他可以观看太阳本身了，他知道了太阳才是真正的真理。

　　“洞穴之喻”所探究的是理性和真理问题：人迷失于理性的“枷锁”中，将会失去起码的自由，因此，也就把真理的影子（甚至影子的影子）当做真理本身了。理性让人的精神活动的世界（仅限于爱伦·坡所言说的“星际宇宙”之内）变小了。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述，可见世界（事物）与可知世界（理念）的关系，所对应的，就是囚徒所见到的洞壁之影与实物。通过“理性”发现的事物的原型来自于理念世界，来自于最高的主宰，可人类却越来越被眼前的事物（真理的影子乃至影子的影子）所迷惑，而看不见更高的真理。针对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陈律敏锐地从人类追求真理的原初目的入手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质问：

　　　　对此，我的判断是，

　　　　如果人真的追求真理，

　　　　为何洞穴中的我们不能试着把身体转过来，

　　　　正对火炬？

　　　　为何我们不能更进一步——

　　　　站起来，

　　　　径直走出洞穴，

　　　　走出我们的局限，

　　　　向火炬走去？

　　　　究竟是什么束缚了我们？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难以做出这个极其简单的决定？

　　陈律说，“虽然在这则寓言里，/柏拉图认为通过对理性的认知和实践，/那个背对洞口的人最终可以转过身来，/走出洞穴，走近那把火炬，/可我恰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其中的“实践”二字，我认为殊为重要，正是在这里柏拉图预设了真正认知并超越“理性”的可能性。但在这里我也禁不住想设问：在洞穴中我们能完成对“理性”的真正认知以及将其付诸实践吗？这给后代埋下了祸根，导致“理性”的泛滥而不能对其展开有效的控制与拯救。由此，陈律当然就认为：“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束缚了人，使得人背向洞外火炬，/拒绝火炬的真实。/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创造了这个洞穴，这个监狱，/创造了这个洞穴中背对火炬的洞穴人。”“理性”被陈律视为人类自造的“监狱”，人类是自己的囚徒，“理性”束缚我们，让我们忘记了“神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感性、直觉、本能等，让我们无法直接面向火炬，面对“神性”。我认为，像陈律这样从神性思维（由感性、直觉而通灵，相信神的存在，甚至进一步认为万物有灵，高阶于一般感性思维）角度来痛批理性思维的危害，将小于从理性思维痛批神性思维的危害，但仍然还是有其危害，这就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所论。

　　陈律提到了苏格拉底的“理性”。苏格拉底主张，“理性”是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他又认为，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人当“自知无知”。他推崇“理性”和教导人当“自知无知”，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但他却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雅典当局判处死刑。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理性”和“神性”并没有剥离，两者拥有一条通过努力就能认知与抵达的窄细通道。苏格拉底把人的“理性”看成是人的最高德行，认为人只有获得“理性”，才能具有一部分“神性”。他把人和神的畅通、宽阔交流通道变得窄细而阻隔了，但在他的理解，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而懂得谦卑（但在后来，当人们拥有了自以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之后，谁也不记得人当“自知无知”的教训了），但在思维转型上，苏格拉底却实际上用“理性”把“神性”置换了，怪不得那些立法者们说他引进了“理性”这个“新神”。

　　陈律继续写道：

　　　　而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诗的时代，荷马的时代，

　　　　洞穴并不存在，理性并不存在，

　　　　如巴赫金所言，荷马世界中的一切存在

　　　　都在神的直接的光明中疾速行动，从不思考。

　　　　即，理性是对苏格拉底之前的

　　　　古希腊精神的背转。

　　　　这种背转表面上是人的觉醒，

　　　　本质上意味着人因为其本质的局限，

　　　　终究无法直视那太过耀眼的火炬。

　　　　人恐惧于会被那耀眼的火炬烤成灰烬。

　　　　于是，人选择了背转，

　　　　选择了遗忘。

　　这体现了陈律类似老庄“返璞归真”、卢梭“返回自然”的思想立场。他认为，正是“理性”使得人们结束了“在神的直接的光明中疾速行动，从不思考”状态，这种“背转”乃是源于“人因为其本质的局限”，“终究无法直视那太过耀眼的火炬。人恐惧于会被那耀眼的火炬烤成灰烬。”因此而“选择了背转，选择了遗忘”。而“理性”就成了“那太过耀眼的火炬”的替代物。并且“从背对，到彻底否认是必然”，也即彻底“遗忘”。“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直至现代，/否认火炬这神的光明已越来越决绝。”在这里，陈律直陈火炬的所指就是“神的光明”，将其作为他贬损的“理性”的对立面予以推举。他认为，现代人更是拜物教的信徒，作为哲学形而上学终极产物的技术，就是拜物教的典型偶像。在这里，哲学形而上学（理性），与“神性”（非等同于神学）处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中，现代人舍弃了后者而纷纷成为前者的拥趸。而且，在神性思想长久退潮之后，形而上学（理性）在消费主义至上的冲击下变成了既无神性又无理性，坠入了一种弱智化、低幼化状态，人类的精神已呈一片“荒原”和戈壁；人类就像一匹始终在“理性”道路上奔跑，而又始终没有添加新燃料的马，逐渐变得萎靡不振，进而跌入了无底深渊或撞进了一条死胡同。

　　在人类反思、批判理性的谱系上，意大利哲学家、《新科学》的作者维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按照维柯对人类文化史的神话、英雄和凡人三个相连时代的划分，在神话时代，人类面对电闪雷鸣雨雪等自然现象，乃至自然万物，在混沌的思维中予以发达的想象，这本身是蒙昧的、模糊的、非理性的，而在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人类的知识发展了，人开始更清晰地观看外界，使得神话的迷雾退却了（如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统御工具的中国古代社会，比较典型地体现出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主义倾向），人发现、掌握的知识广泛流通，知识反而控制了人，人对世界的观看和理解，尽管就“可见世界”来说更加深彻了、更加科学了，却丢失了神话时代人类思维的完整性。这也许注定了是一个过度，如陈律后来在这首诗中所做的预言。

　　　　“不，没有那样的火炬。”他们说。

　　　　“不，没有元语言。”他们的诗人说。

　　“神的火炬”消失了，在陈律看来，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同类判断“神死了”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然近乎事实。“元语言”消失了，直接面对事物（充满神性的事物，而不是仅具有实用性的事物）本身的语言消失了。因之，现代人“这些无可救药的傻逼、顽石”“注定受到惩罚，漂泊荒原……”“难道现代人所谓的多元，所谓的碎片，/不正是灰飞烟灭的前兆？”他进而肯定雅典当局处死苏格拉底的正当性，因为“苏格拉底的理性/是对古希腊整个存在基石的撼动，/是对诸神的背叛。”处死苏格拉底，也许可以象征神话时代与英雄时代转型过程中的混乱。而从英雄时代到凡人时代，最大的特征恐怕就是人在“可见世界”里打转，尽管人在其间对可见的万物的探究，极为可观，但对“可知世界”的注目却式微了，乃至忽视了。从“理性”对人类无数次的灾难性破坏，陈律对苏格拉底的再度审判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似乎仍要把人们拉向“神性”的世界，而且教育人们当“理性”地谦卑。不过，自苏格拉底提倡“理性”以来，后人并没有对此做出必要的纠偏，以致人类社会的疾病越发深重，特别是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的晚近社会，人类已近乎不再理会“神性”。

　　在痛陈人类的沉沦之后，陈律依然深怀人类必然要面向“神性”世界、必然径直走向“火炬”的信念：

　　　　但我又从来一直相信，人类对火炬的转身，

　　　　最终径直走向火炬是必然。

　　“此转身并非臣服，而是自我自觉的解体，/是对自我的超越。”返向（重新迈向）神的光明世界，迈向与神的直接的顶礼与交流。而且，这再次的迈向将更有体量，这“是对洞外火炬——这洞外之洞——/一个更大的监狱的挣脱。”

　　　　很可能，如同我们，这火炬，

　　　　这点燃火炬的神殿，

　　　　也是对宇宙真相的背转。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律不仅主张迈向神直接光照的世界，而且认为，神这一驾临于人类个体之上的灵体可能制造了另一个洞穴：

　　　　为何，宇宙要有律？

　　　　为何，人要对这律臣服？

　　　　为何，宇宙不是自由的？

　　　　人原本自由，为何不可能？

　　　　在必然性之上，

　　　　宇宙是否还存在着自由？

　　在陈律的理想世界，应该不存在蔑神的成分，但却显然有把人神格化的理想冲动。在他对未来想象里，人处身于庄子所表述过那种的逍遥自由世界，会获得与神一般同等存在的自由豪迈境地。因此，他反对对宇宙之律的辨析及其臣服，人要按照必然性，获得原本拥有的自由。在这里，显然能看出陈律立足于“诗人”（含各种类型的艺术家）本位，而把科学研究者排除出，因为对宇宙之律的辨析正是科学研究者的工作。但是，陈律这样言说，对于科学研究者仍旧充满启示：理性思维应该藏身于显然更为广大无边的神性思维里。如果把诗性的神性思维理解为挣脱理性思维束缚的自由翱翔，那么拥有诗性的神性思维的人的确不该满足于在宇宙之律下“缩手缩脚”，而应该任性而为。在这里仍然值得再次提醒：“神性”解放了，但还没有给“理性”一个合适的位置，即便对于所有艺术家来说，难道能把“理性”彻底、完全抛弃吗？

　　　　当此坏、空之际，

　　　　某种比苏格拉底更勇敢，

　　　　称得上真正智慧的智慧会回来。

　　　　这也是人类的命运。

　　什么“会回来”？“称得上真正智慧的智慧会回来。”陈律宣称不是“本雅明在他的犹太教神秘体验中”的“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不会降临”。他“坚信”“首先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是“历经磨难，坚忍又重新野蛮的当代中国人，/拥有了全新汉语的当代中国人，/惟一秉承了那古老、智慧、勇敢、慈悲，/迥异于西方形而上学，/神龙后裔的当代中国人，/终究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弥赛亚，/我们自己的救世主。”在此，他做出了一个预言，在这首诗中他没有给出足够支撑这一判断的解释，而是进一步强调了走向“神的火炬”重要性：

　　　　人只有直面神的火炬——

　　　　那必然性中的最高尺度，

　　　　那对人而言似乎完全不可能，

　　　　似乎完全无法认识，

　　　　而非仅仅人的尺度，

　　　　才是真的勇敢。

　　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至少已有两位得道高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原本就自由、高贵的人”：第一位是佛陀，以“六道平等”反对婆罗门教神圣宇宙秩序的反抗者；另一位是，狱中推演《易》的周文王姬昌，一个彻悟阴阳的灵魂，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华文明的灵魂。也许，陈律认为，诗性的、充满神性的、整全的中华最早期文明具有超越理性思维最重要的资源。而中国人经历过最痛苦的洗礼，因而也该越具有反思后的举翼能力，这当然有些一厢情愿了。

　　　　这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

　　　　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会在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之际，

　　　　以当代的方式，重新完成这种认知。

　　对于“当代中国人”能够全面转型，能够率先走出“洞穴”和人类历史的低谷，走向“神性”的整全思维，陈律，显得过于乐观。当然，也许可以联系他的一部长篇文论《市场经济时代的汉语诗人》更多地谈谈。在此文中，他就做出过类似历史乐观主义的表达：“很多当代诗人……对距离自己更近的市场经济时代对当代汉诗所产生的以及将产生的影响却严重地估计不足。他们总是强调市场经济时代的非文化性，诗人在这个时代的边缘角色，看不到在这个时代具有建立一种全新文学的可能，且这种建立是多么艰巨和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我不太赞同以过于悲观的方式来面对当代。因为当代并不是一个即将结束的时代，而是一个刚开始的时代。”

　　在这篇写于2011年左右的长文中，陈律认为“市场经济催生了当代中国人的现代自我，使得当代中国人渐渐从久远的过于强大的整体性中摆脱出来，开始发展和承受急剧膨胀的自我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它的种种好和不好。”“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当代中国人这种自由，让一般民众意识到在该格局下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可能的，从而激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和活力。”在这里“现代自我”和“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追求最大可能的自由的“现代自我”，是不会被“洞穴”所限定的，他第一想做的事，就是为什么要有“洞穴”（为什么要被“理性”束缚？）？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走到光天化日下亲自观看？他渴望突破“理性”的紧箍，渴望诗性地与神性的万物直接对话，像神一样遨游于自由的空间。

　　在陈律的思考中，“同时代人”应该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心性自由的“现代自我”，应该处身“神的火炬”下，直接面对时代的精魂，直接面对历史的幽灵，直接面对万事万物的神性，直接面对自身的精灵，而非悲屈地被“理性”捆绑于“洞穴”之中，这是他对“何为同时代人”的回答。从对陈律这首诗作的剖析，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从个人存在的角度（以幸福为目标），神性思维高于理性思维，神性真理高于理性真理。但还不清楚，就某一个人的成长方法论来说，神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究竟是怎样的运作方式，人类几千年所探索出来的理性真理，与一个人应该存身的神性真理，两者究竟该是何种量的关系最为良好、最为妥善？但无疑，陈律的这首《何为同时代人》，带着一种揭示时代甚至是人类历史新转向的价值，值得重视。

2015年10—12月

附记：2015年10月24日，第二届北京青年诗会举办，上午是“成为同时代人”主题研讨。我的发言，除了阐述我自己的文章，还代论纪梅、陈律两位未到场的作者所写的论文。本文是为代论陈律长诗所做的发言稿（后又做了两次修订）。因时间关系，当场发言时并未完全依托此版本展开。

附陈律长诗：

何为同时代人

众所周知，柏拉图有一个洞穴寓言。

他假设真理是一把洞穴外的火炬，

洞穴中的我们总是背对洞口而坐，

凭着火炬投射在洞穴岩壁上的阴影，

对真理妄加揣测，

把阴影当作真理本身。

对此，我的判断是，

如果人真的追求真理，

为何洞穴中的我们不能试着把身体转过来，

正对火炬？

为何我们不能更进一步——

站起来，

径直走出洞穴，

走出我们的局限，

向火炬走去？

究竟是什么束缚了我们？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难以做出这个极其简单的决定？

我的回答是，虽然在这则寓言里，

柏拉图认为通过对理性的认知和实践，

那个背对洞口的人最终可以转过身来，

走出洞穴，走近那把火炬，

可我恰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

束缚了人，使得人背向洞外火炬，

拒绝火炬的真实。

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

创造了这个洞穴，这个监狱，

创造了这个洞穴中背对火炬的洞穴人。

而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诗的时代，荷马的时代，

洞穴并不存在，理性并不存在，

如巴赫金所言，荷马世界中的一切存在

都在神的直接的光明中疾速行动，从不思考。

即，理性是对苏格拉底之前的

古希腊精神的背转。

这种背转表面上是人的觉醒，

本质上意味着人因为其本质的局限，

终究无法直视那太过耀眼的火炬。

人恐惧于会被那耀眼的火炬烤成灰烬。

于是，人选择了背转，

选择了遗忘。

人试图发明一个替代品。

从一开始，西方形而上学

就试图用理性替代那太过耀眼的火炬。

从背对，到彻底否认是必然。

如果说，柏拉图还存在着

对洞外真理的某种不自觉的留恋——

试图通过某种倒置、模糊的阴影，

也就是大地上各种具体的存在认知真理，

那么，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直至现代，

否认火炬这神的光明已越来越决绝。

现代人更试图用形而上学的终极产物——

技术来替代。

“不，没有那样的火炬。”他们说。

“不，没有元语言。”他们的诗人说。

这便是现代人——

这些无可救药的傻逼、顽石，

注定受到惩罚，漂泊荒原的缘由。

难道现代人所谓的多元，所谓的碎片，

不正是灰飞烟灭的前兆？

所以，古希腊当时的执政者

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对的。

他们认定，苏格拉底的理性

是对古希腊整个存在基石的撼动，

是对诸神的背叛。

（那些诸神曾鼓励伟大的阿基琉斯与河神战斗，

又决定了阿基琉斯必须死。）

但我又从来一直相信，人类对火炬的转身，

最终径直走向火炬是必然。

此转身并非臣服，而是自我自觉的解体，

是对自我的超越。

是对洞外火炬——这洞外之洞——

一个更大的监狱的挣脱。

很可能，如同我们，这火炬，

这点燃火炬的神殿，

也是对宇宙真相的背转。

为何，宇宙要有律？

为何，人要对这律臣服？

为何，宇宙不是自由的？

人原本自由，为何不可能？

在必然性之上，

宇宙是否还存在着自由？

存在着，

由此自由生成的丰沛的爱——无限？

为何人不是原本无限？

如此，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如果古希腊人故意选择背对火炬的理性，

并非缘于怯懦，

而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觉醒，

是人反抗神的绝对统治

却更黑暗、失败的开始，

人类由此成为普罗米修斯的后裔，

而非宙斯的，

当此坏、空之际，

某种比苏格拉底更勇敢，

称得上真正智慧的智慧会回来。

这也是人类的命运。

本雅明在他的犹太教神秘体验中

认为这需要弥赛亚的降临。

但真相是，弥赛亚不会降临。

而首先是我们——当代中国人，

（我坚信这点！）

历经磨难，坚忍又重新野蛮的当代中国人，

拥有了全新汉语的当代中国人，

惟一秉承了那古老、智慧、勇敢、慈悲，

迥异于西方形而上学，

神龙后裔的当代中国人，

终究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弥赛亚，

我们自己的救世主。

必须认识到，

人只有直面神的火炬——

那必然性中的最高尺度，

那对人而言似乎完全不可能，

似乎完全无法认识，

而非仅仅人的尺度，

才是真的勇敢。

此勇敢并非成为火炬对立者——

那些怯懦者，那些恐惧光明的魔鬼，

而是艰难，终于鼓起勇气，

直面火炬，走近火炬，

承受火炬的炙烤，

揭去火炬的封印，

超越它。

像神话中的哪吒，割肉还母，

剔骨还父，

赤条条，来到太乙真人面前。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原本就自由、高贵的人。

“一切众生，皆俱如来智慧德相，

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

事实上，人类真实历史中

至少有两个人做到了这点，

他们都是东方伟大的国王。

第一位是佛陀——

婆罗门教神圣宇宙秩序的反抗者。

“六道平等。”他言。

曾经，他在坛上无言微笑。

第二位是周文王姬昌。

我相信一个狱中演《易》的灵魂，

一个彻悟阴阳的灵魂，

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华文明的灵魂，

定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

定能出《易》。

这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

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会在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之际，

以当代的方式，重新完成这种认知。

注：“一切众生，皆俱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出自《华严经》。

2015年10月1日-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