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男生躺在上铺,开始读诗。诗的作者是北岛,简陋的宿舍里,“有的人哈哈大笑,有的人听傻了”。

　　30年前,王俊秀与朦胧诗的初次照面,就是这番情形。那时,从农村走出的他,已是中国政法大学1986级法律系的一名本科生。对于朦胧诗,他既感到格外新奇,但又“不知道在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也是躺在宿舍床上,任凭思维天马行空,王俊秀突然明白了“诗歌的隐喻系统”。之后,学子的诗歌之路启程,不久,他便成为当时有名的校园诗人。

那个人人写诗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类似王俊秀这般的经历并不鲜见。彼时,诗歌的热潮席卷中国大学校园,法大自然也不例外。诞生在这一时期的法大校园诗人可以列一串长长的名单:王彦、李艳丽、张国森、李青松、李成林、付宏伟、周世详、王艳霞、计伟民、马霞、王志宏、王昕、李晓文、陈正宾……

　　其中,计伟民是法大1985级法律系学生,上海人。同学称呼他为阿计,也公认他为80年代法大校园诗人的代表人物。

　　在计伟民看来,法大校园诗歌崛起于1983级。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的诗歌环境有关——朦胧诗正在崛起,北岛、顾城等诗人如日中天,成为青年人的偶像,继而“人人写诗的时代”诞生。

　　如果男生不会写诗,在女生眼中就没有吸引力可言,计伟民笑着回忆。诗歌是学生间精神交流的话题,各种诗歌朗诵会则构成了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两三百人的会场,满满当当,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心心相印”。就连法大校园边的小月河,在学生们笔下也统统化作“晓月河”,平添一份默契的诗意。

　　各种校园读物很快成为了诗歌的启蒙者。计伟民印象最深的,是由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印制的《新诗潮诗集》,一套上下两册,简简单单的白色封面。曾有北大学生把大摞诗集抱到法大,在食堂门口叫卖。许多学生身上没带钱,于是直接用饭票交换了诗集。

“政法诗坛”如何形成

　　尽管“诗歌热”并不只出现在法大,但在王俊秀等人看来,“政法诗坛”有其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与法大的历史与特点分不开。

　　法大前身是北京政法学院,1979年复办并面向全国恢复招生。1983年,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更名的最初几年,许多来校学生看到校园狭小老旧、尘土飞扬,操场铺满灰黑色的煤渣,不免失望,但这里却很快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毕业多年后,这些人感慨:法大当年的老师和学长,如今已是法学的领军人物与前辈。

　　“法学三老”之一的江平先生,在那时学生们的记忆中,是讲授《罗马法》的老师。一个段子广为流传:江平开始讲《罗马法》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理解,说怎么卖骡子、卖马都有法了?　

　　因为法律体系尚待完善,学生们在课堂上接触到的内容,往往是观念层面的多,计伟民说。课堂之外,各路学者奔走于各大高校讲坛,也多讲观念,学生们极其捧场。有时,讲座火爆到教室被听讲者挤得下不去脚,就连窗台也坐满了人。讲座的老师来了,只得踩着一张张桌子走向讲台。

　　计伟民认为,正因常有法学观念层面的交流与思考,使得“政法派诗歌”厚重而深刻,“饱含着法的理想”。王俊秀则将“政法派诗歌”看作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接触到法律这一高级文化形态后,反观历史与现实时所激发的人文热情的必然体现,它不是停留于风花雪月的层面,而是很自然地引入了正义与良知,从而树立自己的坐标。

　　一本校园诗刊很快成为当时法大校园诗人们活跃的园地。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任职法大的吴霖,赋予了诗刊《星尘》这个名字。作为老师,他经常点评学生们的诗作,鼓励、指导他们写出更好的作品。他也向《星尘》投稿,有学生至今记得他笔下的诗:“他用薄绒布/把每一根金属弦和/校园的黄昏擦得明净/哪儿有他/哪儿就有吉他琴/哪儿就有一条叮叮咚咚的河流”。

　　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在法大工作的海子是《星尘》的顾问。吴霖在许多文章中追忆这位从法学院出走的诗人。他记得,海子的硕士毕业论文是法哲学领域的,还得到指导老师的赞许——尽管海子并不醉心于法学。一些学生也记得,海子这位当时讲课并不那么受欢迎的老师,却以课堂上的诗朗诵赢得了他们的心。在法大1985级学生毕业20年文集中,有人写道,海子曾写过一首名为《枪》的诗,被学生们广为传诵。但遍寻书本与网络,都不见这首诗的踪影。

　　有诗友称,海子的诗歌写到最后,透露出他的法学背景。“天使在故乡的岩石上/向老乡们传递犯罪和诗”。诸如这样的句子,从他笔端流出。

　　学生们创作的“政法派诗歌”中,也常有明显的法学意象。

　　1982级学生王彦写道:“每天,她匆匆走着/从宿舍走向食堂/从蜂窝走向蜂窝/用一双执拗的脚印/书写着关汉卿和包公的誓言……”

　　1984级学生李成林写道:“拿起孟德斯鸠、伊壁鸠鲁们严肃得如法典般的笔,将一行行方块型文字,摞成几摞,拼成犬牙交错的长句子和短句子。原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正如去赴一个风雅无比的宴会一样,有黄油也应该有虾米酱。我们需要眼镜和法典,也同样需要艺术,需要诗,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命的要求。”

“保持灵魂清洁的盐和光”

　　“政法诗歌一直与变迁中的历史内涵达成一种同构关系。”王俊秀说,古今中外有很多大诗人,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如但丁、歌德、埃利蒂斯、曼杰施坦姆等。“他们没有成为现实世界中世俗法律的实施者,却由此成为人类精神的立法者。”

　　在毕业20周年的聚会上,王俊秀朗诵了一首“现在看来根本也不叫诗”的诗歌。话音落下,一个当年并不写诗的同学,抱着他就哭了。“我们一块经历了诗歌的时代,也因此找到一条回归的路。”王俊秀说。

　　时至今日,当年的校园诗人,大多数早已退出诗歌的江湖；当年油印诗刊,还散发着浓郁的纸张香气,只是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只有少数人,还以写诗的形式,继续着他们的精神之旅。

　　有位吉林的老同学天天写诗,“连(他)夫人都不知道”。这令王俊秀感慨:“诗歌成为他保存自己、挽留自己的唯一方式。”

　　近两年,吴霖才又开始写诗,并把自己主要创作于80年代的诗歌归拢成集,取名为《悬崖上的风》。他认为,当年的诗歌往往是诗人“为了远方”而写,现在的诗歌和诗人都不少,但诗歌变了,诗人也变了。

　　谈及诗歌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影响,吴霖说,自己视其为“保持灵魂清洁的盐和光”,“你看看我们那些人,没有坏人”。计伟民也认同诗歌对心灵的巨大影响,他把老师的后一句话解读为,诗歌会降低人对世俗生活的需求,让人不放弃底线,不放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欣赏。他说,诗歌背后,“隐藏着浪漫和自由”。他相信,即便是现在已身居要职、言行谨慎的同学,也依然能被诗歌拨动心弦,“甚至产生对过往生活的怀疑和否定”。

　　同时,计伟民认为,现在有不少诗歌是伪诗歌,“只能称其为心灵迷汤、儿歌”,这些诗歌的流传,得益于新的传播手段。他听说,有一位市场上颇受欢迎的诗人,去学校讲课,结果“被摁到了桌子底下”。而“如果在我们那个年代,只会用精神打败他”。　

　　“实实在在给人一种想象力……每时每刻都在提高着人的精神生活”。这是王俊秀眼中的诗歌之魅。他认为,尤其在当代中国,人们应当厚待诗歌。

　　计伟民与王俊秀曾有过一次轰动校园的诗歌实验,他们在宿舍里接力写下一首诗,直至心力交瘁。此时,已是80年代的尾声。他们约好把这种写作方式在未来继续下去,但从此没有了下文。

　　毕业后,计伟民留京,在媒体任职。王俊秀则在同学们的诗歌朗诵声中,乘坐火车离开了这座城市。三年后,他又回来了,直到现在。这让他与那些散落各地的同学相比,有更多机会与老友相聚,聊起他们的诗歌往事,感叹时代步伐如此之快。

　　“那一幕,哗一下就过去了。”坐在茶楼里,王俊秀身边,计伟民说道。

　　窗边,风拂动白色的布帘。楼外的路人们,皆行色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