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
　　理想、高质、被人一致认可的诗歌史始终没有出现，当代诗歌史书写的焦虑一直困扰着学界

　　观点2

　　当代诗歌史书写存在着严重的偏枯现象。和对现代主义运动、诗人和现象的倾心评析状况相比，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诗歌的研究用力不足

　　观点3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了诗歌现场，众多个人化眼光、视角和批评风格的高扬，崭新的知识型构和批评范式的聚合，使重建新诗解读学的目标落到了实处，并在思想和方法上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的启迪

　　观点4

　　当代诗歌在创作上和小说、散文的发达相比略显逊色，但其史的研究与撰写成就超过了当代小说史和散文史

　　观点5

　　与理论界“重写文学史”的精神相应和，近20多年对诗歌史改写、重写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述史模式的不断调试

　　观点6

　　无论哪一种述史模式，都能做到不以“共识”规约文学史的想象，都能在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通过个人化的方式介入书写对象

评论家罗振亚

　　1

　　为当代诗歌作史尤为困难

　　因为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在时空上不易统摄，在民间的过于庞杂的“好诗”不便搜集，特别是正在进行时的当代诗歌流派林立，诗人繁多……其流动、繁复而难以整合的存在机制，决定了为当代诗歌作史是取舍艰难，不好评价

　　文学史家唐在世时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当代诗歌这样尚未定型、缺少必要的时间审视距离的文学现象，不适合做专题的研究与史的评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著名评论家、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看来，为诗歌作史的困难在于，诗歌属于倚重想象力的主观艺术，讲究激情和文采，而从现象中抽取规律性因子的历史则崇尚浓缩和简约，需要境界的客观，二者之间充满着本质的矛盾；对修史者的要求太高，既深谙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又具有渊博、厚实、深邃学养的人选少之又少。而为当代诗歌作史尤为困难，因为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在时空上不易统摄；在民间的过于庞杂的“好诗”不便搜集；特别是正在进行时的当代诗歌流派林立，诗人繁多，创作主体的不断自我否定，写作风格的频繁更替，文化和社会的紧密纠缠，离当下又过于迫近。其流动、繁复而难以整合的存在机制，决定了为当代诗歌作史是取舍艰难，不好评价。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很多人在不懈地努力，但众声喧哗的背后，大多著作都泛着大同小异的平庸，因有效性的匮乏难逃自生自灭的厄运，理想、高质、被人一致认可的诗歌史始终没有出现，当代诗歌史书写的焦虑一直困扰着学界。
　　罗振亚认为，当代诗歌史书写存在着严重的偏枯现象。和对现代主义运动、诗人和现象的倾心评析状况相比，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诗歌的研究用力不足，像现代诗歌研究中江锡铨的《中国现实主义新诗艺术发展考略》那样有分量的文章，在当代诗歌史书写里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样就远未尽到诗歌史应该负载的职责。
　　在材料的选择上，几本相对优秀的诗歌史对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民刊都比较重视，洪子诚先生对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采取了用诗歌民刊带出活跃诗人的方式，以应和“好诗在民间”的共识，抗击了鄙薄民间文学出身微贱的传统局限，但民刊并不是所有好诗的集聚地和存在、传播的全部途径，所以这种处理对策说服力自然会打折扣。
　　书写时的评价标准严重失衡，即便对同一对象有时竟做出完全相反的界说，如对上世纪90年代的叙述性问题，有人认为是一种跨文体试验的新诗学，有人则批评其丧失了诗性，这种学术理念的差异性使标准丧失，让读者无所适从。
　　在结构框架上承袭过多，创新者少，多数采用以年代划分的权宜之计，虽然条分缕析，但有时也遮蔽了历史本身的丰富、复杂性；至于叙述概念、术语和词汇，更几乎是“千人一面”，缺少变化、规范，可读性太差，甚至很多书写在研究方法、视角、观念上也大同小异，撞车、重复的现象十分严重，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本研究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著作连后记居然也从别人那里全盘“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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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价值仍是巨大的

　　即便是出于为将来编撰优质当代新诗史做必要的学术准备、为当下诗歌创作繁荣提供有益参照的考虑，当代诗歌史撰写的意义也是不容轻估的

　　罗振亚认为，距离严格意义上的理想的当代诗歌史的面世还有相当的距离。尽管如此，罗振亚仍肯定当代诗歌史的书写价值仍是巨大的。在当今诗学界的批评话语常常对丰富的诗歌实践“失语”和“失效”的背景下，它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了诗歌现场，众多个人化眼光、视角和批评风格的高扬，崭新的知识型构和批评范式的聚合，使重建新诗解读学的目标落到了实处，并在思想和方法上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的启迪。
　　“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对逝去的当代诗歌历史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描述其过程，评判其得失，指明其方向，以利于广大受众深入了解其复杂的情形，否则无异于一种失职。并且一部成熟的当代诗歌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如果谁都不去及时地书写，当代诗歌历史的现场感就会日渐模糊，鲜活、珍贵的史料就会不断散失。所以即便是出于为将来编撰优质当代新诗史做必要的学术准备、为当下诗歌创作繁荣提供有益参照的考虑，当代诗歌史撰写的意义也是不容轻估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是当代诗歌不宜写史的呼声不绝于耳，一方面许多研究者要撰写当代诗歌史的愿望也从未中止过”。罗振亚介绍，进入新时期后，一批研究者更是启用历史、社会、心理和审美的多元并存的视角，努力超越各种羁绊，将新诗史的书写逐渐推向体系化、科学化。时至今日已经面世的有关当代诗歌史著作就有吴开晋主编的《新时期诗潮论》，黄子建、余德银、周晓风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张德厚的《新时期诗歌美学考察》，梁云的《中国当代新诗潮论》，李新宇的《中国当代新诗潮流》，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刘福春的《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吴尚华的《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转型论》，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等。甚至可以说，当代诗歌在创作上和小说、散文的发达相比略显逊色，但其史的研究与撰写成就超过了当代小说史和散文史。其中部分著作以科学精神、艺术品位的坚守与弘扬，抵达了当代诗歌的历史与本质深处，虽说没完全接近令人满意的诗歌史目标，却也从诸多方面实现了当代诗歌史撰写的成功突围。
　　在当代诗歌史撰写的资料建设方面，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钟鸣的《旁观者》、杨黎的《灿烂》、刘福春的《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展现了南北方的诗歌生态。罗振亚介绍说，在《旁观者》这部三卷本的诗人“成长小说”中，出场的有胡宽、王寅、陆忆敏、杨炼、陈东东、周伦佑、芒克、唐晓渡、林莽、严力、顾城、黄翔、柏桦、张枣、翟永明等诗人，《倾向》《非非》《幸存者》《一行》《九十年代》《现代汉诗》《崛起的一代》《次生林》《象罔》　等诗歌刊物和数不清的诗歌手稿、诗人图片、故事、历史掌故及精神事件，尽管文体飘忽、线索纷繁，让它有说不出的芜杂，可它还是提供了从前朦胧诗、朦胧诗，到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也即当代中国先锋诗歌发展的一份活档案。
　　与理论界“重写文学史”的精神相应和，近20多年对诗歌史改写、重写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述史模式的不断调试。对于怎样建立诗歌史结构的观念问题，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和操作方式。有的从流派潮流的演进探索诗歌的演进过程，有的采用历时性的框架组织诗歌事实，有的遵循以流变为经、诗人为纬的结构原则去论列诗歌发展。并且这些年还陆续出现了以地域叙述和断代叙述切入当代诗歌史的著作。但罗振亚认为，无论哪一种述史模式都能做到不以“共识”规约文学史的想象，都能在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通过个人化的方式介入书写对象。

　　3

　　被诗学界普遍认可的有三部当代诗歌史

　　那些优秀的当代诗歌史探索者对诗坛贴近后总能再寻求超越，做一种有距离的观照和评说，致力于思想的经营，对50余年诗歌中的重要诗学问题进行富有学理性和建树性的探讨，不论是宏观的鸟瞰还是文本的细读，都颇多创见和新解

　　如今被诗学界普遍认可的三部当代诗歌史是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和王光明的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它们在述史模式上展示了诗歌史写作丰富的可能性。
　　王光明的著作尽管是贯穿20世纪新诗的大书，但全书十三章中的后七章仍然勾勒出了当代诗歌的内在生命轨迹。洪子诚的诗歌史“持一种较大包容性的论述方式，以便使一时难以作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基本上是一种历史“还原式”结构。程光炜的诗歌史则在“问题式”和“还原式”之间独辟蹊径，搭建“现代性”的述史模式。罗振亚认为，他们写作主体学术理念、研究方法、书写立场、叙述风格和对新诗史分期等方面的多元差异，使当代诗歌史写作园地百花齐放、各臻其态。而这种取向恰好维持了研究格局上良好的“生态平衡”，宣显出学术研究争鸣而互补的繁荣景观。
　　可贵的是，那些优秀的当代诗歌史探索者对诗坛贴近后总能再寻求超越，做一种有距离的观照和评说，致力于思想的经营，对50余年诗歌中的重要诗学问题进行富有学理性和建树性的探讨，不论是宏观的鸟瞰还是文本的细读，都颇多创见和新解。当代诗歌史的很多领域和问题都得到了重写或重评。如洪子诚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重写、改写，颇见笃实深致的辨析与审慎智慧”，它一方面对以往人们印象中的艾青、郭沫若、田间、臧克家、冯至、徐迟等诗人大胆地施行简约化处理，一方面凸显食指、多多和白洋淀诗群，看出了其重写、改写的痕迹。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的选择视域、标准显然和传统的诗歌史完全不同，至于指认食指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张扬，对象征、隐喻等新异手法的运用上都直接启迪了朦胧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朦胧诗之父”，就更是对经典的重构了。
　　当代诗歌史的撰写者们以学者的审慎和诗人的大胆作出了很好的探索。如第三代诗出现后的纷繁和异端，曾经让诗学界一度失语，陈超知难而进，敏锐而犀利地捕捉诗歌界刚刚萌动的写作症候，从一首诗就是诗人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展开的生命本体论观念出发，在具有同构指涉本质关系的生命和语言临界点上，建构起自己“生命诗学”的理论支点，以之涵纳第三代诗，挽回了诗歌研究者们的尊严，这种生命诗学的建构也是陈超诗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