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匹小花马驮着一个女人走近我们的村庄，她们涉过生育了多少幼童和男子的河水，在山岗上站着，吹拂着我们的土地的风是多么温柔，豆架在风中是多么温柔，又是多么孤单……小树林呀，小围院呀，小木凳呀，小瓷碗呀，他们都在咕咕地叫着，我们村子今天来了一对美丽的客人。”17年前，当李建春成为我的同事，在房间整理大学时期的诗文时，我第一次拜读了他的作品。看到一首散文诗，我被这些清澈的诗句吸引住了。这些诗的语言，最传统，又最现代；最朴素，又最华丽。我就像碰到一件爱不释手的艺术品，不停地把玩和回味。从那以后，李建春成了我喜欢的诗人。

李建春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他曾经是“北漂”，后来干过文员、广告文案策划、文学期刊和大学学报编辑，现在是大学教师。

30岁之前，李建春的命运因诗歌而动荡不定。1992年夏天，他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国家分配工作，他应该到黄石。但他没有去，他觉得在黄石混下去，成不了好诗人。应该去北京写诗，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那里有他仰慕的诗人。那年10月，他怀揣200元纸币，到北京寻找他的诗歌梦想。他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高中同学，在圆明园画家村找了一间每月60元房租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一幢单间的棚子。房间没有暖气，取暖靠房东大妈自制的烧煤的管道“暖气”。因为密封性不好，每天早上起来，房东都会跑到他的房间看看。房东心里没底，怕他煤气中毒。即便这样，他也过得不亦乐乎，经常跟画家村的一帮穷画家和诗人喝酒。半夜喝得酩酊大醉，在结了冰的大路上拦车。的士司机看到他们，根本不敢停。的士不停，他们就走回家。

海子生前工作过的地方，李建春肯定会去拜访。找到海子的同事，又找海子北京大学的同学。李建春到海子同学的家里做客，他的激情遇到冷静的劝导，因为在北京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直漂泊着，学长劝他，要么回老家湖北，要么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找工作，这样更现实一些，毕竟，诗人也要生活。

在北京，李建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事做。那个北方城市的夜晚漫长而寒冷，身无分文的他，实在无法在那里继续漂泊下去了，轻狂而天真的前校园诗人，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年元旦前夕，他选择了打道回府。他想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的梦想破灭了。

在那个大学生毕业包分配的时代，他试图游离于体制自谋生路，而且是为了写诗，这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在农村老家，这个不合时宜的想法遭到了更强大的狙击。父与子的对话，火星四溅，在父亲看来，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是多么不可理喻啊。应该理解这个朴实的父亲，四五年前，当儿子怀揣着录以通知书踏入武汉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背负了这个家庭多少期待？而如今，他为了写诗，落得个衣食无着，父亲的心理落差太大了。

父子关系闹僵，负气的他离家出走了。这时他见到了曾密切来往的中学同学余小真。彼时她已是一所镇医院的护士。绝境处获得爱情，这种悲喜交加又满怀愧疚的心境，让他步入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期。那段时间，他写了几十首诗。那些诗，绝望，愤懑，温暖，负疚，充满了复杂的心绪。

1993年，抱着对家人和恋人的愧疚，李建春到了广州。他决心将诗歌抛之脑后，一心工作，用这样的方式宽慰那些爱着他的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广州某招商中心的文案。当时的房地产行业刚刚起步，刚刚涉足这个行业的碧桂园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乏人问津，请李建春所在的公司做广告策划。李建春负责这个项目的文案写作，由他们公司做的碧桂园房地产广告，使得碧桂园的楼盘在后来大卖。那年春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回家过年。返程的火车票难买，他买了飞机票。回广州，与父亲告别，父亲用那宽厚的大手抚摸着儿子的脑袋，微笑地说，我一辈子没坐过飞机呢。他感觉到了父亲手掌的温度，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李建春工作的那家公司是当时《花城》的编辑朱燕玲（现在已是《花城》的副主编）的先生开办的。那时，朱燕玲的朋友、诗人庞培经常到公司做客，有一天，他将即兴写就的一首诗《办公室》交给庞培。庞培看后大加赞赏，随后又将这首诗交给朱燕玲，说你先生的公司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朱燕玲很吃惊，她并没有听先生提及这个会写诗的年青人。等看到作品，她也非常欣赏，还将这首诗发表在1994年第3期的《花城》杂志上。这也是李建春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办公室》的发表，再次燃起了李建春心中的诗歌热情。他又心猿意马了。后来，庞培介绍李建春到《现代人报》副刊部做编辑。那段时间，他接结识了黄灿然、凌越、杨子、杨键等诗人。并和凌越、胡昉、李凡办了一份小民间刊物《文学通讯》。

1995年，李建春到著名的太阳神公司做文案策划。公司经常会派人到各地出差。借出差的机会，他遍访各地的诗人。在贵阳，他见了郑单衣。在成都，他见了柏桦、钟鸣、 翟永明、唐丹鸿等。

公司有一帮包括画家王川在内的诗人和艺术家。整天在公司谈现代艺术和诗歌，有人看不惯了，到公司领导那里打小报告，说他们不务正业，借公司的平台搞艺术和诗歌。就因为这个，他与王川同时被公司炒鱿鱼了，又换到另外一家广告公司。

1996年底，李建春从广州回到湖北老家并与余小真结婚。春节期间，他碰到大学同学周莉。周莉刚刚离开《长江文艺》，问他是否愿意在《长江文艺》做编辑。愿意的话，她可以帮忙引荐给当时的主编汪洋。

事情很顺利，就这样，他成了我的同事，做了《长江文艺》的诗歌编辑。由于个人经历，他在编《长江文艺》诗歌栏目的时候，视野非常开阔，臧棣、蓝蓝、张曙光、鲁西西等一批当时非常活跃的诗人，陆续在《长江文艺》亮相。他还与刘洁岷、哑君、鲁西西、黄斌、沉河等诗人创办了民间诗刊《声样》。那一年，李建春获第三届“刘丽安诗歌奖”。这个奖项是由美籍华人刘丽安女士出资的，奖励全球华语诗坛最新锐的诗人。

1998年初，李建春去了湖北美术学院，做了这所大学学报的创始编辑。一直到2009年调到美术学系做教师。这期间，他除了学报编辑的身份，还成了当代艺术界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特别是在抽象艺术的策划和评论上，成果斐然。10余年的编辑生涯，业余时间，他恋恋不忘的还是诗歌。2006年，他获首届宇龙诗歌奖。2012年，他的诗集《出发遇雨》在花城出版社出版。2014年初，他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

这个有着乡村血统的诗人，虽然受着西方哲学和西方诗学的影响，但他的目光没有离开田野，他在那里寻找他的根和关于根的思考：“一个妇人在她的床上摊开尿片和我的诗，/他的孩子睡着了，因为我的诗沉闷，/ 现在，她可以安静地/ 向着炉火……”（《夜晚的风》）“……乡村不再是力量，不再是人格，乡人——人力资源，一个已彻底客观化、物化的对象。他们是物，却又够不上客观的物，用不着科学地对待他们。乡人是一根永远被试探着的底线。这是中国的底线，也是中国艺术的样式。我应该在一双耐克鞋的针脚中寻找他们，在每一部手机、每一台电脑拆开的电路板上寻找他们。在每一个重复的劳动中……”（散文诗《土地公与基督》）这是诗人可贵的地方，也是他的诗歌的力量。

李建春与主流诗歌圈子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身影更多是出现在“富春江诗会”这类的民间诗歌活动上。他甚至不在乎诗作的发表。他的大量的作品发表在诗生活论坛和一些民间诗歌刊物上，还有一些他自己打印成册，送给他的诗友。这种一直以来的游离的处境，是姿态，也是方式。

但他的诗歌理想总在前方。诗歌对于他，是思维，是表达，是语言；是阳光，是呼吸，是触觉；是生活的细节和必备的元素。

他追逐他的诗歌理想，如同那个执著的夸父。

他从未迟疑，踏步向前，在我的耳边留下了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