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刘双贵
    中国的新诗，如果从上世纪的一九一七年算起，到二零一六年，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了。回首新诗，人们的评价有肯定有否定。总体说来，我认为新诗已经从最初的稚嫩走向成熟。这中间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值得回顾与反思。
    一、新诗与传统
    在新诗诞生之初，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姿态出现在文学舞台上的。因为时代面临着革命的大潮流，而文学作为时代的声音总是要给予鼓与呼的回应，因此这种姿态显得合情合理。而且旧有的古典诗歌形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一定的束缚——于是用口语和白话的方式写诗的确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但我们不能否定的是，这种倾向也的确使诗的艺术性有所降低（这可以从胡适的《尝试集》中看到）——而这种负面效果一直到相对成熟的新诗人的创作出现后才有所好转。人们开始从新与古的绝然对立中走出来，哪怕依然不承认自己的继承，却也显露出这种继承的一面来。如郭沫若的《凤凰涅磐》，既从风格上汲取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强烈抒情性，也有古典意境的创造，这是从精神体量上对传统的依归。而到了新月诗人们对新的格律的强调，则表现出一种对新诗形式的探索与艺术的自觉。
    其实对古典的反动在当时虽然必要，却已经有一些绝对。因为即便是中国传统中的诗歌，也并不一味套在格律的笼子里而束缚了对生活感受的传达，也有真正做到于平易中传达真情、技巧藏于无技巧的表象之下的佳作，如诗经，如屈原，如李白的一些诗歌，白居易的一些诗歌，宋词初创期的民间词和文人词。因此，新诗不必一定要与传统彻底的决绝。
    真正的艺术，应该是炫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技巧已经可以追摹自然，让人只感觉到自然而真切。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中国新诗的问题不是抛弃中国自己的传统，而是吸收优良的传统。
    二、新诗与创新
    新诗崛起的原因，在于旧的形式已经难以表达新的生活与新的感受，因此文学需要与时俱进，用活的语言来传达新的时代的情感与思想。但这种要求在实行起来时因为新的规范还未竖立，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一味的追求平易明白而丧失了艺术的凝炼，如清水一样淡而寡味；一是在技巧的探索上钻了牛角尖，反倒忽略了时代与生活感受，致使人们沉迷到语言的象牙塔中而迷失了方向。
    真正的创新，是因为新的内容需要新的表达形式。真正的诗人，固然是语言能力的超卓者，但更是生活感受能力的敏锐者。跟随时代前行的诗人，他们敏于捕捉最细腻的最易为人忽略的感受，从中嗅出未来的方向，因而在他们的诗中把对生命与生活的思汇于诗情里。这样的创新是所有时代的优秀诗歌的共同品质。是由于他们的感受的独特与别致，使他们的想象力得到施展的空间，而他们的想象成了承载他们对现实的思的载体。而他们的强于普通人的激情，使他们勇敢地在语言的别致表达中，达成了最动人心魄的创造。诗情是在生活中捕捉的，是独特的生命感受的产物，而非仅只是别致的语言的标新立异。
    三、新诗与陌生化——从象征到朦胧到先锋的得失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主张。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文学的城堡中永远不会飘扬现实的旗帜。他们在语言的探索中寻找文学的独特性也就是文学性。但其实他们的主张中有自相矛盾的一面。语言的陌生化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应是把人们麻木了的感觉重新唤醒——这无疑是要人们通过语言的中介来让人们回归到现实的鲜活；但他们对语言的过分强调，则又走向了对现实的忽略，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尴尬。
    十九世纪末出现，在二十世纪初引领了欧洲诗坛的象征主义诗歌，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时的一种战略性逃避。他们觉得现实的那些“形而下”是短暂而无意义的，因此想从现实的复杂中寻找到神秘宇宙的象征物，从而直达宇宙与自然的神秘的本体。这种逃避的确让诗人们找到了一丝解脱的可能，但同时也使他们的追寻走向了狭窄的死胡同——这从象征主义的隐晦与艰涩使之游离于大众之外可以看到端倪。他们的探索，一方面的确使麻木了的感觉找到了焕然一新的激活；但同时也使诗歌离生活的距离远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崛起的朦胧诗，在一定程度上对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有所承继，因此打破了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的诗歌那种直白的表达方式，使诗歌拥有了新的生命力；但同时有一部分朦胧诗人也的确重蹈了象征主义者的覆辙。应该肯定的是，其中有着清醒理性意识与强烈追寻精神的作品，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如北岛的作品；而与时代呼应着的那些作品，仍然给人以激励与鼓舞，如舒婷的某些作品。但其中另一些人的作品，或是沉醉于个人幻想之中最后表达着个体生命的孱弱无力，哪怕最奇妙的想象与只能导致人们的困惑与迷惘（如顾城的作品），又或者耽于对个人微妙情怀的书写，而走向狭小与窘迫（如席慕蓉的作品）。
    而此后的所谓先锋探索，则更进一步走向语言的牢笼，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让人难以索解的文字来，让读者莫名其妙。
    四、新诗与口水化——从梨花体与羊羔体说开去
    当时代的激情从宏大叙事中回归到个人，对自我情怀的关注是中国当代新诗的一个巨大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极端，则是回归到琐碎与乏味。我并不否认，无论是赵丽华还是车延高，他们的诗作中有一部分还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的。但他们的诗歌探索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抛开赵丽华自身的创作，单就其在诗坛上引发的口水诗的影响来看，显而易见是极坏的。将日常生活的破碎的印象与感受用拖沓的语言分行，就称其为诗，明显是破坏了诗的美感与艺术性。
    而姑且不论车延高的政治身份及其诗歌的日常化，单就其写作的方法来讲，就让我们感到很滑稽。写诗不是写学术论文，只要用功就可以成功。创作需要灵感，需要激情。而车延高每日早晨有固定的时间来做诗，让我们感觉到，诗真的是“做”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诗，只能是充满匠气的积木式的堆积，而非灵光乍现的激情的产物。我们不否认理性与思想对诗的内涵的作用，但一味地劳作而制作出来的文字，肯定会是失掉灵性的东西，不应该称之为诗。即便是赵丽华，虽然表面上对羊羔体不予臧否，却也说出鲁迅奖与鲁迅无关的话来。我觉得，口水诗的方向显然不是我们的新诗应走的方向。
    五、新诗的方向——从生活的真切感受出发，平易而不平淡，精致而不雕琢
    诗是个人生命感受的抒发与表达，是时代声音的鼓与呼。无论诗人的创作指向是自我的内心世界，还是我们所生活的大时代，生活都是诗歌的源泉。我们的新诗，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无疑应该追求感受与生命的真与诚，然后才追求其雅与达。为有源头活水来，少了活水，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
    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并不是说不需要技巧，而是大巧不工，那种生活的厚重与生命的真挚与强烈，通过最易于为人接受同时又精炼的方式表达出来，才会脍炙人口。
    百年新诗的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到了一个融合的时期，当代中国的诗人，应该把目光投向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投向我们的民族，同样也投向我们的内心；我们不应再排斥我们自身的传统，而是应该向我们优秀的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我们也不排斥西方的精华，我们应从他山之石中撞击下寻找和创造出自己的玉来。我们注重技巧，但我们要期待这种技巧的大成，而不是使其停留在炫人眼目却华而不实的阶段。相信我们的新诗，在新的时代自会有其新的气度与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