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钱锺书先生曾在医院嘱我，“办完那点儿事”，便可“退休”。如今报刊网络正反话语似都已说尽，计划之外为文，宜选新题，那就写早就想写的《夫唱妇随》吧。

　　“夫唱妇随”，杨绛先生说过，且自然而然地做着。

　　一

　　1980年下半年，杨绛先生在改革开放的秋凉中，一口气写好《干校六记》,那时《管锥编》新书上市，《围城》旧版重生，留英的钱瑗归来。被钱锺书称作《管锥编·追补》的《管锥编·增订》，正在暗地里进行。钱先生设想许多方案，看看怎能躲开编辑耳目，追回被删内容。任务很繁重，繁重点在于必须查清被删原因，绝不能把确有问题的内容再补回去。钱先生管这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比写新稿更难”。尤其让人不解者，为什么不允许作者再使用原稿？

　　其间，又加之我的《永乐大典索引》序、凡例以及《四库辑本》定稿等，几乎每天都有问题需要向钱先生请教。我同时又担负着送达和寄出信件、传递单位元元信息和办理同事所托、应付媒体联络、医务沟通、借还图书等等行政事务，争取不费二老心神。事事由他们决定，我来执行；过程一律不言，只见最终结果。为节省时间，一切都在“高速运行”之中，基本上隔一、二天就要到南沙沟钱宅一次。只要我在楼下一支自行车，钱先生耳朵最灵，总会先听到，杨先生马上拿着笔和稿子向里屋转移。敲门进屋，钱先生往往“火力”太猛，说笑声音甚大，干扰得杨先生根本无法工作。有时我上楼快，杨先生会说，“鬼子进村”；可手脚一轻，她反又说，“神鬼不觉”。我见不到转移的杨先生，也会问钱先生，先生回答得次数最多的是“高产作家，孵蛋呢”。杨先生经常说的是“锺书，你的朋友来了”，“我上里屋，你们好好说”，“茶在这儿，有事叫我”大致八九不离十。笑声一走高，我们边做鬼脸，边交接书报文件，先生见我每行必借的一大堆书，特别兴奋，立即去读，我装好要还的书，意味本次任务已经完成。

　　下一年春节前后，钱先生和我工作刚结束，杨先生拿来一摞抄写得非常整齐的稿子，让我复印一份，“然后请你读一读，告诉我你的意见”。对我来说，能够先读钱杨二老作品，是我一生最美妙的际遇。现在想起来有多隆重、多幸运，但却被我当作香茶，虽双手高高擎起，但会牛饮而尽，一马放过平川，事后会留下无限悔意，恨自己没有细细慢慢地品尝。

　　这次的稿子就是文学界无人不知的《干校六记》。

　　当天晚上读过一遍，我内心泪流不止，一下子使我回忆起和钱先生两年又五个月在干校朝夕相处的岁月。艺术的困难在于控制，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干校六记》已达极致，哪里有意见可提。第二天，复印后，认真再读，专挑可提意见的地方，事实方位二三处，语句一二处。为搜集建议，我又悄悄请几位朋友读，其反应程度远在我本人之上，百分百泪流满面。有的说“百年小说之冠”,有的说“诺贝之上”,“奇迹”“绝妙”等等，我耐心等到第三天早晨。

　　当我再见到钱先生时，他看了看我的“意见书”，说：“肤浅，肤浅，变相捧场。”不记得我说了什么。钱先生忙不迭说：“我为她做了一篇《小引》，你看我的意见。”四张稿纸，读完令我大吃一惊，不禁说：“文章开头，便说《六记》漏一篇，迎头泼泠水，变相拆台。”算是回敬。“您的序，‘记愧’非常重要，可杨先生不是为干校做政治结论。”转移视线。“文学，就是文学。”理论支撑。何况“《六记》是破冰之文，能否顺风顺水发表还不知道……”钱先生回复只有一句：“保杨派言论。最后一句，还算有价值，你该努力。”

　　如果杨先生不出面，我一定会再跟钱先生“纠缠”下去。杨先生走进屋，笑着坐下来。钱先生说：“季康，刚刚你已看过我的序，正好贵明送意见书来，你说说吧。”

　　杨先生一如既往，说出我想象力永远也无法达到的四个字：

　　“夫唱妇随。”

　　天啊，我在做梦，白日的仙境梦。凭我多年近处观察，钱氏夫妇纯纯真真，绝不可能向我作秀。钱先生的决定和杨先生的追随，都是深邃思索的自然结果，好在还有白纸黑字在，可以作证。我写的每一个字，包括这三行字，均属多余。“夫唱妇随”千年之语，解释吗？只需要“其至矣乎”的两个字——“中庸”即“恰当”而已。

　　二

　　钱锺书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研究专家、智慧的作家，已为世界公认。但作为书法家、翻译家、外事顾问家、教育家和中外字辞语典编辑家，都将会逐步被认识。而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却首先被大家忽略了。我们指的“古典”，是指伴中华民族而生的诗歌传统。至于被忽略的其他名号称谓，几乎已成习惯，无关大局。但“非凡诗人”一称，绝不可不知。失知失觉，读者将错过品赏他诗歌佳作的盛宴。

　　钱先生自称，其诗作始于1934年，终于1991年。惜墨如金的《槐聚诗存》仅存诗173首，前有极简约的《序》，写于1994年，大致说：随前辈读书，“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知其诗作，第一是合规矩；第二是“多俳谐嘲戏之篇”。他的诗，为杨绛先生珍爱有加，曾“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大约在1994年，她建议：“宜自定诗集”，促成《槐聚诗存》面世。由于删多选严，我曾记忆，碎纸、剪报、草稿以及书本、笔记，全屋皆满的景象，让人心疼可惜，只能称二老所做的工作是在编辑《槐聚诗选》，志以微言。特别引人注目的“俳谐嘲戏”之作，可谓稀存寡见。1934年应为《诗存》录诗之始年，作者年已24岁，开始作诗怎么说也当于十多年之前。而收诗截断到1991年，又早结七八年。一晚一早，小算亏差了20年，竟会不存一首诗吗？杨先生同意我的说法，但她说：“你钱先生不愿麻烦大家。”

　　该“选”以年为序，最后一首为1991年的《代拟〈无题〉七首》。经过二十余年的反复吟颂，和古典格律内行师友不断切蹉，大家都认为“七首”作为诗人的钱锺书的诗歌代表作，水平极高，确居古诗或惯称旧诗新作的第一流。杨先生曾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书中概括地说，钱锺书的诗“忧世伤生”。可惜的是，不论从内容里，还是从形式上，这个“忧”和“伤”在生世看不大出，或干脆硬说没见不懂全无，看来也许真得等待来世了。

　　希望诸君仔细读读有幸入选的这七首诗，看看这位诗人可否与李商隐、苏东坡相比肩。

　　在这七首诗前面，有杨绛所书《缘起》一则，以文言写就，极其曼妙，原文在此不重录，仅以白话“译”之，供读者“快读”：

　　我想写小说，请默存为小说中人物拟作几首旧体情诗。

　　默存说：“你自己做，更能体贴入微。”

　　我笑着说：“《围城》中需用幼稚拙劣小诗，你不肯写，由我代笔；现在我需要典雅的篇章，你怎么就能托辞推诿呢？”

　　默存说：“我不熟悉小说情节，如何下笔？”

　　于是我简约地陈述了人物离合梗概，情意初似“山色有无中”“渐深渐固”“相思缠绵”“不能自解”以至“忏情绝望”“犹有余恨”，请他以此为题意逐步写出。

　　默存苦思冥想一个月，得诗七首交给我，并说：“我才力只到这里，只等待读到你的大作了。”

　　我读其诗，韵味无穷，令人吟颂不止，真是绝妙好辞。如此佳作，已自成故事，何需再用框架细节，铺陈解说？若我再写小说把话说尽，真是大煞风景。现在就算不写一字，也尽得风流了。

　　杨先生的《缘起》，将他们夫唱妇随的细节，交待得清楚明白。七首诗，导致已构架完成的小说被毁弃，全是好质量“夫唱妇随”惹的祸。我们要钱先生的歌诗，我们也要杨先生的小说。你我都生在当世，小说见不到，留下一个佳话，不是传说，而是昨天的真实，长辈和晚生都会为此艳羡终身。

　　以上两例，其性质相同，而表征有别。前例带有被动；后例显属主动。古今文坛，这般故事，闻所未闻。可谓相知一唱，有幸终生相随。

　　“夫唱妇随”的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他们以自己绚丽的一生向我们昭示：中国文化道德传统，完全可以融入在新道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