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美国人鲍勃·迪伦，以表彰其“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一消息颇为出人意料，甚至对某些文学界的人士构成了冒犯。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鲍勃·迪伦主要是音乐家、歌手，而不是一位文学家、诗人，他在文学、诗歌方面似乎更多地是业余“玩票”性质的。而一直以来坚持严肃文学、纯文学本位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这样一位并非从事严格意义上文学写作的人，不能不让一些人大跌眼镜。实际上，这可以对许多已成“常识”的文学观念构成冲击，许多基本的概念都值得重新考量。

鲍勃·迪伦的诗很大程度上跟他的歌词是重合的，他的文字更多的是被作为“歌词”而不是“诗”来接受的。歌词一般被认为是大众的、流行的、浅显的，而现代诗则往往被认为是小众的、精英的、复杂的，两者之间如果不说存在鸿沟的话至少也是泾渭分明的。而鲍勃·迪伦的文字则冲击了这种固有观念。它具有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特征，同时也富有思想性、先锋性，在浅易和通行的面孔之下有着严肃的内心和深沉的关切，它是有内在的诗性的，本质上是诗。他的作品连接了古老的民歌、民谣传统，有着久远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民众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新的变化，与时代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其表达技巧、审美取向、价值观念都是现代的与诗性的。很大程度上他是以现代诗入歌的，这既为歌曲这种形式增加了思想性、冲击力和丰厚内涵，同时也为现代诗这种形式增加了“歌性”、乐感和吟唱性，使其更易懂、易诵，受众面更广。这实际上形成了“双赢”：歌曲具有了诗性，诗具有了“歌性”，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或“歌诗”。

鲍勃·迪伦以通俗、传统的形式，包容了新锐、前卫的思想观念，将诗歌的人道精神，传布到大众层面，推动实现了价值观念、美学趣味的更新。就此而言，其功莫大焉。当然，他的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变化多端，既有抒情性、个人性的，也有精神性、思想性、社会性的，风格上既有至情至性、柔情缱绻，也有剑拔弩张、冷酷到底的，表达上有清晰、明澈的，也有象征、隐喻的，其作品的内涵与外延都足够复杂、立体，构成了一个庞大、幽深的世界。

但是，仍然会有许多人发问：歌词是文学吗？是诗吗？这牵涉到了一个文学的基本问题：何为文学？文学的边界在哪里？

这显然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答案。如果联系现代文学、现代诗歌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相关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分工的细化，现代文学同样是往专业化、细分化、类型化的方向发展。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严肃文学，注重商业性和娱乐性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两者之间的分野渐趋明显，并形成了一种高下有别的现实格局。纯文学被认为是高级的、真正的、通往永恒的文学，而通俗文学则等而下之，是追逐利益、沉迷当下、意义不大的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成立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有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两者之间是否一定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进行一番追问，会发现许多固有的观念可能经不起推敲，甚至包含了傲慢与偏见的。

纯文学倡导以文学为本位，反对文学的工具化、商业化，注重艺术性、审美性，坚持不媚俗、非功利，这些内在要求和主要特征使得它成为一种高度自律的文学形态。纯文学如王国维所说是“游戏的事业”“可爱玩而不可利用”，它以整体性、审美性、超越性的方式对人的生存进行观照，实现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其价值意义自不必多言。纯文学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形态、意义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应该注意“纯文学”之“纯”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和偏差。纯文学有一种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特征，这种封闭性取向，可能影响其向复杂变化的生活世界充分敞开，隔断其与外部社会现实的关联，从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小众化、精英化的存在，其视野和疆界变得极其狭窄，创作成了“炫技”和“语言炼金术”。

在诗歌领域，与此相关的是“纯诗”的问题。“纯诗”理论与实践肇始于西方，强调“为诗而诗”“为艺术而艺术”“唯美”“纯美”等，在中国百年新诗的历史上纯诗也是一种重要形态，总体而言绵延不绝，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的近数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这里讨论的“纯诗”取其广义，不仅仅是指作为创作流派和美学追求的“纯诗”，而且还指专注于诗歌“内部”和“自身”，强调诗歌的独立性、审美性、纯粹性的写作趋向。纯诗在一定程度上使诗歌从工具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注重自身建设，恢复了诗歌之为语言艺术的本位，提高了诗歌的自主性和品质。但同时，“纯诗”本身也是过于理想化的产物。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过于“纯”的诗很容易与时代境遇、社会现实相脱节，而仅仅成为个人的空想、呓语，以及沦为语言游戏、修辞练习。现实之中，许多的纯诗写作确实步入了误区，如此的写作貌似有专业性，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却可能是虚假、无效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容易造成诗歌与大众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并使诗歌的影响力和受众愈益萎缩。现代诗在当今社会所遭遇的困窘，与某些“纯诗”的负面影响恐怕是不无关联的。

纯文学、纯诗体现着一种边界意识和精英意识，通过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诗与非诗来提高其自身的纯粹性和专门性，保持其“高端”的自我设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然而，这种“边界”本身却也是值得审视与反思的。对文学而言，过度强调“边界”意味着隔绝、封闭，一定程度上正是文学所质疑甚至反对的对象。理想状态的文学不应该是自我设限的，而应该是无限敞开的，它应该有强大的“胃”，足以容纳和消化生活的一切，它应该有宽广的视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人心变幻、地老天荒，无不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这种开放性对于文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文学就其本性而言，不应该是拒绝、排斥现实的，而应该是关注、包容现实的，它不应该是傲慢、高高在上、与大众无关的，而应该是谦卑的，拥抱每一个生命个体、直面每一个脆弱而有限的生命、胸怀全人类。鲁迅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对于文学而言同样是恰切的。文学关注的是全世界，是每一个人，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过于的“纯粹”和“纯洁”，实际上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和普通百姓的轻慢与忽略，意味着自我的封闭和“源头活水”的丧失。应该说，对于纯文学，的确需要对其封闭、固化的特征有所警惕，应该努力恢复文学与更为丰富、广阔的存在的关联，如此才可能使其更具活力、更富可能性。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次重新考量文学基本问题、基本生态的契机：既有的文学观念是否已经过于封闭、保守，过于固化、僵化了？是否需要打破此前的观念，重新回视过往，重评经典？是否需要俯身查看当前丰富而新异的文学现场，发现其中真正有价值、有成长性的新生力量？现实的文学评论、文学评奖，是否可能更开放一些，对真正的文学和文学要素予以关注和奖掖……归根结底，有必要重新思考：文学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王士强，作者单位：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