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下午，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的《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中文版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批评家唐晓渡、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沈浩波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张清华出席了新书发布会。

活动海报

中国当代的诗歌是否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柯雷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外国人，他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身份该如何界定？如何看待新批评这种方法的运用和发展？诗歌与诗歌批评之间是何种关系？发布会现场各位嘉宾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边缘化与活力

柯雷

柯雷表示，这本书的英文版于2008年出版，2016年年末中文版出版。这距离他的研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因此柯雷更愿意谈他观察到的如今中国诗坛的一些新现象和新话题。柯雷认为如今很多人都为当代诗歌忧虑，认为诗歌被边缘化了甚至处于危机中。对此柯雷本人非常乐观，因为广义来说，诗歌的边缘化是一种常态。反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黄金时代才是异常的。但从柯雷本人的田野调查，包括各种专著、文章和资料来看，他看到了中国当代诗歌不可思议的活力。柯雷说：“只要你看当代诗坛的出版物——正式出版物也好，非正式出版物也好——它的人物，它的活动，它的运动，它的事件，它的话题，这些东西都是精力旺盛，是非常繁荣的，非常丰富、多样的，并不是说所有都是好东西，也没有说所有都是坏东西。在国际比较上，中国当代诗坛是极其活跃的地方。”

翟永明从一个实践者和亲历者的角度，对于柯雷提到的诗歌的边缘化与活跃问题做出了回应。翟永明表示，从1980年代——即书中提到的精神与金钱时代——自己就一直在场，因此对于中国当代诗坛是非常了解。翟永明认为1990年代可能是中国当代诗歌最为边缘化的时候。在她的印象里，在整个1990年代，她周围朋友没有人能够出诗集，这个给她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回到现在，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现在很多出版社都要出诗集，或者出系列诗集，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诗集、对诗歌有一种渴望。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非常关注诗歌。但同时，翟永明也表示对于中国当代诗坛呈现出来的活力还是要予以冷静的思考，因为这其中存在着泥沙俱下的问题，诗歌的大量涌现导致了内容水平参差不齐，也存在着把诗歌当成心灵鸡汤和精神安乐窝的现象，这些都值得警惕。

“旁观者”和“局内人”

活动现场

此次发布会的题目为《一位域外“旁观者”如何看中国当代诗坛》，这引发了各位对于旁观者和局内人、以及柯雷研究者身份的一番探讨。

评论家洪子诚认为虽然在书的推广语中，一直强调柯雷的“旁观者”身份，但是柯雷对于中国当代诗坛的关心和介入是非常之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旁观者”的判断，是读这本书时要考虑的问题。

唐晓渡也围绕“旁观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唐晓渡表示，“旁观者”和“局外人”是柯雷的自谦之词，柯雷从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诗歌，他对中国当代诗坛的浸淫程度非常之深。当另一方面，柯雷在写作过程中却保持了“旁观者”的视角。唐晓渡说：“假如这本书是我来写，我不会用当代中国诗歌，而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描述的都是都市当中的先锋诗歌，但他直接讲的是中国诗歌，这是精神、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这说明他对这个时代已经有了基本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也反映在他的行文当中。”

欧阳江河则认为，就田野调查本身而言，这个田野调查跟柯雷在接受访谈和这本书的广告推荐语中提到的东西有点抵触、矛盾：一方面是田野调查，另一方面又强调一个“局外人”、“旁观者”的角度，强调他作为一个西方的，不是汉语写作和批评者的角度。这个角度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好像有一种天然的客观性、公正性，也就是学术公正。

但是欧阳江河认为，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此书充满局内人的角度和看法，或者说是学术圈子的看法：这体现在一些基本的术语的使用，包括由此带出来的诗歌评价，诗歌的理解。因此欧阳江河认为，如果要强调“局外人”、“旁观者”，那带来的应该是外来的东西，除了是诗歌概念——因为这些外来诗歌概念，通过翻译和学术的介绍，在中国已经变成内部的资源了——以外，他更希望的是带来一个更大的诗歌逻辑。 

柯雷在最后也对于“局外人”的相关讨论做出了回应。柯雷认为自己其实早已变成了半个“局内人”，但不是完全的局内人，因为柯雷认为，真正的局内人的一个硬标准之一是母语者。但太过强调局外人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

关于新批评的批评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

洪子诚认为此书留给他的印象深刻之处是柯雷在写作中应用了三个关键概念：文本、语境和元文本，这是当代中国诗歌界和评论家可以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学习的。洪子诚认为柯雷没有否定新批评，而是强调一种融合性，洪子诚说：“他认为对诗歌的解说可能是次要的，或者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有些地方还是有矛盾的。但是他非常关注文本、语境和元文本，这些陈述语言的关系。我觉得中国诗歌研究界这些年来，在文化研究冲击下，大部分评论家还是坚守一种本体的观念，这是一个优点，但也是它的弱点，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到很多思考。”

西川表示这本是当然使用了新批评的方法，但不仅仅止步于此。西川说自己对新批评方法是有所警惕的，但这不能否认新批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基本方法。但西川认为，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一个文本是复杂的，是不能完全用新批评来涵盖的。

柯雷对于西川的评论做出回应。柯雷认为有人觉得在这几十年里，新批评要被淘汰了，这并非是因为人们瞧不起细读（close reading），而是因为当时的新批评主义，在细读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加以对比，比如文学评论的相关性。因此柯雷觉得，细读只是新批评的一部分，理应和其他部分结合起来。

谈及诗歌与诗歌批评之间的关系，翟永明认为诗歌批评是中国当代诗坛里比较重要的、但是还没有被触及的一个问题。翟永明表示这不是中国当代诗歌没有人在做批评，从1980年代开始，从最早的一批批评家，到在座的洪子诚老师，这些人一直在关注诗歌批评，但是翟永明认为现在的诗歌批评有一点跟不上诗歌创作。也很少有人像柯雷先生这样，把大量的精力用在比较枯燥的，比较繁琐的案头工作，从中找到最重要的诗歌批评的角度或者诗歌批评的一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