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赵英的诗集《我从陕北来》

　　相比小说，诗歌是近几年最活跃的一种文学形式。我们从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中，看到最多的文学活动也是诗歌。各种笔会、采风、评奖等等，“青海国际诗歌节”“截句诗”“深圳诗歌朗读季”“诗歌那达慕”，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不久前刘禾编的《持灯的使者》（增订版）举行的活动，聚集了北岛、李陀、芒克、刘禾、欧阳江河、唐晓渡等众多诗歌圈内外的人士参与，会场被拥挤的水泄不通，诗人与读者对诗歌的热情形成了一个感人的文学气场。在那一刻，我确实感到诗歌也许真是文学类型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形式。

　　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百年的纪念年，有人甚至建议把这一年定为“中国诗歌年”。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诗歌的阅读和写作，诗歌的出版和传播也达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繁荣的一个时期。这些此消彼长的变化，让编辑和研究了30多年小说的我，忽然对诗歌和诗人产生了嫉妒。

　　我虽然不大懂诗歌，但这几年也应约些了几篇评论和序言，回过头来看只有《漂泊在汉语视界中的蒙古歌者》《寻求神谕的词语》这两篇文字还值得一提。记得我喜欢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过这样一句话：“诗歌是一种力量，它能让读者回归自身。”这句话后来几乎是我阅读诗歌，甚至是评价诗歌的一个角度和标准。我们的社会乃至世界是向外不断扩展的，而“全球化”让这种扩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让我们的生存常常处于不知所措的失重的状态。文学也是一样，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乃至戏剧，我们在杂志、电视、网络，还有舞台上，每天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故事，我们坐在家里可以看非洲角马大迁徙的现场直播，也可以在电影院里观赏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甚至忘记了存在感。而在这种状态之外，静下心来，读一首诗，或许能让我们面对自己，回归内心，让失重状态的我，重新认识存在的意义。这或许就是诗歌在今天的价值。

　　不久前，我看到一本诗集《我从陕北来》，作者是来自陕北的青年女诗人赵英。她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她的诗也不能说完全达到了我对诗歌的苛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没有得到专门的文学训练的人，她能够以文字，将生活中的所感所思和所悟转换成诗的语言，并由此与读者、与社会、与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美好的关系，用自己微弱的诗歌之光照亮自己，获得心灵的升华，我以为这是值得赞赏的诗歌写作。我非常喜欢她的这首《左手写诗，右手种菜》，这该是她写作状态的真实写照：“你想做回古人/五千年或更远/裸露着黝黑的身体/只两片叶子遮盖/你想看走过的脚印/想看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深深浅浅用力了就好/群魔乱舞端庄就好/远方瞪着眼睛/你捂着焦灼匆促赶路/你还想找个适宜的称呼/三流诗人村妇风儿/罢了！罢了！/撑起船帆/左手写诗右手种菜。”我一直认为诗人应该是天生的，与身份无关，哪怕他（她）是个种菜的村妇，当内心的诗意萌芽的时候，就会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脚印”和“影子”，哪怕他（她）永远成不了大诗人，但只要努力就好，端庄就好，正如她的另一首诗《有一个习惯》中写的：“我不知道诗是什么/只知道我已爱上了它。”这是绝对是一种难得的单纯的对诗歌的景仰。

　　诗歌是美好的，但诗人之路却往往体验着内心的矛盾与心灵的纠缠。在《说吧》中，她写道：“我拒绝了烈酒/却沉醉在蹩脚的诗里一塌糊涂/不知归路/阳光普照夜色也正好/我把自己一层一层剥开/要看你就看个明白。”诗确实能让读者回归自身，但诗首先必须面对诗人自己，反观甚至剖析自我，才能触碰和感动他人。“在世上/生存着两个我/一个在角落遐想/一个在烟火中流浪。”“一个沉封雪山/一个追逐着温暖/这两个我啊/疼痛在深秋的旷野/将揉碎的心祭奠/问佛：为什么？为什么？不赐予我和邻家女一样的生活。”

　　诗人西川在《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中曾批评当代诗歌中的“自我原谅、自我撒娇、小布尔乔亚情调”，认为“中国诗歌形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要么描述石头、马车、麦子、小河；要么描述城堡、宫殿、海伦、玫瑰”“既不提示生活，也不回应历史，丧失了活力”。读赵英的诗歌，你会发现她几乎没有受到诗歌圈这些“陈词滥调”的影响。她直抒胸臆，却不夸大自己的痛苦和忧伤；她写亲情与爱情，却没有矫揉造作或无病呻吟。在她的诗里，既有幻想和渴望，也有忏悔和自责；既有轻声的诉说，也有愤怒的呐喊。可以说，诗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伴随着她的心灵与身体，或者说诗是她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让她在庸常的生活中时时产生诗的通感，并由此获得了真实的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