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是值得纪念的，况且是新诗百年，更具意义。因为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通过变革汉语，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界革命”。

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标志着新诗的正式亮相。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令我想到中国新诗百年以来，正是一代代优秀诗人用诗句谱写了民族复兴的历史篇章，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今天，新诗百年回望之际，我们向百年新诗致敬，向新诗的开拓者们致敬。继承和发扬新诗的创新精神，是这个时代的责任，更是办刊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筹备半载，《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遴选出数十位优秀诗人的佳作译成蒙、藏、维、哈、朝5种文字，以“诗歌专号”的形式推出。在每个文版中，还编发了10位母语诗人的诗作。这个专号的出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我们在书写中国文学史、诗歌史的时候，不能忽略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忘却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和作家，以及那些卓越的翻译家们。在斑斓多姿的中国文化长河里，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尤为重要，它们为中国灿烂的诗歌注入了新鲜而宝贵的活力，并且为中华诗歌增添了华美的篇章。为此，我们要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的胸怀，全面地、客观地、充满情感地去展现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化的灿烂文化。

《民族文学》少文版“诗歌专号”上刊登的诗作，可以供少数民族读者阅读、学习、借鉴和评说，有利于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每当读到胡适先生的新诗《兰花草》（原题《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都会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古诗词留给我们的如同文化血液，新诗赋予我们的是一种生命之水。

在这一百年的蹉跎岁月中，整个中华民族历经了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大的历史变革。可以说，无论是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抑或是从政治的、艺术的角度而言，这是充满荆棘与苦难的百年，是中国脱胎换骨的百年，是新诗诞生和佳作不断涌现的百年。

纵观新诗发展的历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她不但召唤和凸显社会中的善良与美好，思考人性的纯真与意义，更从个人的小哀大怨、世俗的物欲贪念中突破出来，在奋力前行中发现新的诗性之美。

诗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这块土壤，诗和这里的人民向来都是那么的亲近，诗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情感纽带。如今，将这些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自然的诗歌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以达到与少数民族读者“佳诗共赏析”的愿景，是我们由衷希望的。

从众多诗人的诗作中遴选出的这些诗，有的是心灵撞击而成，有的是来自生命隐秘处的呐喊，有的真诚坦荡、自然古朴，有的诙谐幽默、俏皮浪漫，有的充溢着一种大爱，有的诉说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无论是什么形式，这些诗都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诗人、翻译家屠岸说：“翻译诗歌一般先要看诗歌原文，要拥抱原文，好几遍，烂熟于心后，再进行翻译。翻译诗歌要感悟，要体会，要渗透到原作的精神中去，然后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由此可见，将汉语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家的再度创作十分重要。我们精选了优秀的翻译家们，将这些汉文诗歌译成5种不同的语言文字。

《民族文学》出版的这一期“诗歌专号”，不仅是向新诗百年致敬，更是表达一种愿望：希望《民族文学》向着百年期刊大步迈进，办成精美、经典、精粹的刊物，以报答翻译家、作家和读者，答谢所有为这本刊物付出过心血的人们。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让我们为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