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4日，读者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选购古诗词书籍，工作人员正在补充货源。（视觉中国/图）

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似乎引发了一个背诵古典诗词的热潮。上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滥觞，一百年之后，似乎来了一个古诗的回潮，这多少有一点戏谑。我们遂邀请汉学家、诗人和中国文学教师，围绕古诗词背与写的话题，来一次各说各话的笔会。

中国的电视台最近开始播放“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之类的节目，参加节目的人背诵“古代”诗歌或者朗诵作品。

背诵与朗诵都与声音有关，但是它们又不一样。背诵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意思呢？我老了，不能再背诵，连我自己的诗我也只能朗诵。

但是儿童时代德国的老师们让我们背诵拉丁文的散文、古代希腊文的史诗和巴洛克时代的十四行诗。大学时我的古代汉语老师、我的导师要求我们背孟子、王维、苏东坡的作品。

我今天写诗，都是在古代希腊语文的节奏和唐朝诗歌的诗意之下创作。如果当时没有老师们要求我们背古代的著作，无论是哪一种文化、语言的，恐怕我今天不是顾彬，一个德国和中国的作家，也可能我只是一个街上流浪的人。

那么，这些观点好像都需要解释。无论要理解诗歌或写诗歌，诗歌必有老师。书也可以作为老师，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书。德国著名的日耳曼文学家凯赛尔（WolfgangKayser，1906-1960）1946年撰写了他非常成功的《诗句入门》。到今天为止出版社还在印这种很有用的手册，已经出了最少27版了。目前凯赛尔还有读者，虽然当代人越来越少看诗，但是他们还是想知道诗行是什么。可是，从德国的高中学校来看，我们得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pic-ture)。我的女儿安娜（Anna）是演员。1990年代末她高中毕业时，连世界最有名的德语诗人都不清楚，更不必问她诗歌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她的老师跟我五六十年代时的老师不一样。(西)德国1968年以前是绝对保守的，1968年后是绝对“革命”的。我们原来的价值被新的价值取代。新的价值不再包括“古诗”在内。“古诗”的时代过去了，不要再看，不要再背下来。

从1968年之后，(西)德国人的德文慢慢开始有问题，到现在还是如此。很少人能即兴流畅、准确地做正式发言，连教授们口头上的德文的错误也不少。我估计这种倾向跟背诵不背诵经典文学有关。我读书的时代学生通过背诵，掌握了美丽的词汇、有力的节奏、完美文章的形式。当代语言经常是啰嗦的，“古代”语言很严谨。因此，我总是希望人多练习“古体诗”，这样他们是在练习生命的“气”。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领导每天写古体诗。他给我的感觉是只有这样他才能活着。他桌子下的金鱼不写诗，因此老是死去。领导忙着换金鱼。我呢？

通过背诵我很早的时候把各种各样的著作内在化。因此这些作品从16岁陪着我写作。写作是记忆。记忆什么呢？记忆“古人”，跟他们做朋友。我原来不会现代汉语。“学好”了以后,我就开始用汉语写散文，因为我背诵了孔子、孟子、鲁迅、北岛等人的作品。我的记忆在眼睛之中，是我的眼睛帮助我背诵。我之所写，是我的眼睛创作的。当然耳朵里还有留下来的声音，是背诵、朗诵大师的声音。

最近我写完了一本十四行诗集和一本叙事诗集。我原来的诗歌都是自由诗。这类的诗集我可能已经出版了十几本。我为什么突然从自由诗转到格律诗呢？可能几年前我想起了我1960年代初背诵的十四行诗和叙事诗。最近在波恩骑自行车去办公室和回家的路上，我经常吟咏原来记忆的诗歌:“来是空言……”同时精神上随时准备我要创作的诗句，到家后我就记下我的灵感。

背诵是眼睛、耳朵和记忆的事情。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莱顿（Leyden）开会的情形。因为这个荷兰的城市很小，我每天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走路去。不过，我愿意走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这古老而美丽的城镇小，而是那里许多老房子的墙上写着“古诗”。我大概是第一次从墙壁上认真地看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看了又看，不想离开。回到波恩，我立刻买了莎士比亚的诗集，试试看能不能背诵。也许失败了。但是我1990年代的尝试，导致了20年之后写我的十四行诗。

最近一个我原来的学生(她现在是教授)，告诉我她的妈妈如何死去：妈妈不能再动，只能躺在床上，在那里她吟诵了小时候背诵的诗歌。

有些哲学家认为搞哲学是学习死亡。孔子、曾子主张好的死亡。鸟，曾子说，去世以前声音听起来是悲哀的。人死，他继续说，语言是善的。（《论语·泰伯》：“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我学生的妈妈的离开是善的吧，因为诗歌，因为背诵，因为吟诵。因此，背诵也等于一种哲学的方式。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