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上午，观音山杯·2017花地文学榜文学评论年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走进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为师生们开讲“当代新诗的几个问题”——

与诗结缘：

遇见新诗，恰如敲石头开门

“我敲了敲石头的前门。‘是我，让我进去，我想进到你里面，四处瞧瞧，吸饱你的气息。’‘走开，’石头说……”

为了讲述自己与诗歌的缘，他朗读了一段辛波斯卡的《与石头交谈》，用诗歌中的意境，讲述自己少年时曾经遇到过的“尴尬”。

“我主要研究当代文学史和新诗。新诗占的时间不是很多，下的功夫也不够，但我更喜欢新诗。高中到大学三年级，我是一个梦想着当诗人的少年。我在广东揭阳上中学时，就学过好多诗，也写过不少诗，也向国内的刊物投过稿，不过很多都石沉大海。上大学时，我想加入北大红楼文学社，他们审查我的作品后，也拒绝了。用浪漫主义的说法就是：留下了严重的心灵创伤。”说起当年的往事，如今头发已花白的洪子诚饶有兴致。

他也爱自我调侃：“我经常把好诗读坏，也经常把坏的诗歌读好。《与石头交谈》其实有点像音乐的变奏一样，拍着门一直想进石头，石头一直拒绝。石头最后还是拒绝了，‘我没有门’。我跟新诗的关系，和这一样，不断敲门，结果门都没有。”

这种感觉，他甚至说，就像男生追求一个女孩，被拒绝了，心灵受到了伤害。“我都知道，像我这个‘长相’，一定更多困难，就是这么悲剧，但我有我的优点，我被拒绝之后，我不怨恨，所以后来和新诗结缘了。”

新诗下坡路：

曾经整体疲软，后来出现转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在心理上对主体创造力和主观想象力等感到无能。“那时候，中国新诗在走下坡路，整体感到疲乏。”洪子诚说。“文革”结束之后，大陆的诗歌开始转型。“老诗人”复出，包括艾青等，主要的创作与他们的生活挫折和创伤有关，他们往往会把个人的生活和时代关联在一起，很少写个人生活小情结，这与现代新诗不一样。与此同时，知识青年重新开始写诗。

洪子诚对新诗看法的改变，还得益于法国加缪的小说《鼠疫》。他娓娓道来：“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地方发生了传染病，城被禁锢起来，还不断有人死去，大家都绝望了。小说里的医生尽自己的努力，团结周围的人去克服灾难。人们问，鼠疫产生的原因、灾害的程度等等，医生在最后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尽我自己的力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洪子诚说，对新诗，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直到90年代，大家都骂诗的时候，我还是要支持，毕竟是100年来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诗歌好时代：

诗人是否有耐心保持孤独状态

当代新诗的黄金时期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来对诗歌的不满，都是建立在80年代的记忆基础上的，80年代诗歌那么好，后来都达不到那样的成绩。”洪子诚说。对80年代的诗歌，为什么会有“黄金时代”的印象？“‘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借助诗歌反映生活，有些不像诗歌的，都可以产生强烈共鸣。”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80年代延续了60年代诗朗诵的形式，“把比较有鼓舞力量的诗歌，由训练有素的演员用铿锵的朗诵方式呈现。很多电视节目、剧场里也有专门的诗歌朗诵会，我也曾经参加过几次很大剧场的朗诵会。艾青有两句诗：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平反。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流下眼泪。但是，这不是社论的语言吗？所以说，黄金时代的诗歌也要清理一下。”

80年代很多诗人都带错了面具？“我不太同意，不是故意要戴面具，而是时代推动了他们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预言家、政治家、歌星等。”洪子诚说。

洪子诚认为，如今诗歌已迎来了好时代，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国内诗歌活动从南到北都非常活跃，“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诗歌在大众文化底下，发展是否会遇到阻力？这需要研究；诗人是否有耐心保持孤独的状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也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