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还没到，商家狂欢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就已经开始了，同往年一样，屈原照样只能靠边站。赛龙舟也好，吃粽子也罢，总之只是以纪念屈原的名义。

　　闪烁的霓虹灯映照着一群看不见影子的行人。有多少人能记得《离骚》里“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的殉国之志；有多人知道《天问》里那一百七十多个射向天空的连珠炮似的发问？又有多少人能把屈原与眼下的端午节接通？我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缅怀屈子，可我们到底在缅怀什么？

　　不可否认屈原所在的那个年代战火纷争，但也是一个思想活跃，情感奔放，自然浑成的幸福时代。今天的我们虽然生活在和平时代，但知识分子多文无骨、人无神，矫揉造作的多，忧国忧民的少。

　　读屈原，《离骚》是打开其精神世界大门的钥匙。这部作于屈原壮年的巨著，却透着一股视死如归的悲壮，“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政”不能与君王共谋，那我只能随彭咸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视死如归的背后，一种浓重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屈原对祖国的爱是朴素而真诚的，《橘颂》可看做是他的爱国宣言：“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朴素动人的语言，闪耀着他爱国情愫的源头性光辉。

　　但后人更推崇的还是《离骚》。淮南王刘安曾这样评价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这已经是极高的赞美了，但司马迁表现得比他更激动，他在《史记》屈原传里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评语，还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美人格的写照。

　　这是封建时代至高的评价，但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眼中，这种大完美人格却并不再饱满。鲁迅就是向屈原这一至高无上地位发出挑战的第一人。他在充满战叫之声的《摩罗诗力说》中尖锐指出：屈原的诗作固然“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而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中这样说道，“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演进，我们对于屈原精神所作的解读也在悄然变化。

　　而屈原之所以能对历史发生巨大影响，在于他自身精神的伟大。无论是其体现的“忠贞精神”，还是“抗争精神”，都带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强度和力量，才能对后世造成长久的震撼力。

　　曾有人调查研究现今的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这个话题，结果是“现今的知识分子最缺乏对平民大众的悲悯情怀和社会良知”。其实这个结果之于屈原，却并无令人诧异，尽管《离骚》《哀郢》等篇章有一两句“哀民生之多艰”的叹息，但其本质还是烘托忠君之心，谈不上是为老百姓疾呼。虽说屈原变革的目的是存君富国，也会惠泽于民，但其本质是为君而不是为民，若以普通民众的眼光审视，他也许只是一个忠心的封建士大夫而已。

　　但毕竟时代不同，境遇不同，他为他那个阶级服务和发言，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当然不能以太过崇高和伟大的标准去要求他，毕竟当下民主时代的知识分子都缺乏的东西，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士大夫做到，确实有点可笑可悲。

　　我们崇拜和怀念屈原，更多源于他的爱国和抗争精神，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欠缺这种东西，当伪爱国主义盛行，当人们唯唯诺诺，我们愈来愈逼仄的精神空间渴望一种来自远古先知的力量源泉让自己振奋。

　　我们缅怀屈原，其本真源于我们仍旧虚伪、害怕和没有安全感。当我们的国家强盛到没有任何外敌可能构成威胁，当人们视爱国为本能而不需借助历史人物来鼓舞爱国意气，当我们都能挺起腰杆敢于向一切压迫和谄媚说不时，“爱国”和“抗争”将不再是评价屈原的重点，我们才能把屈原作为一个往昔的纯粹贤哲和诗人还给历史。而他忧国忧民的嗟叹和对郢都的凄怆呼号，都将成为一种遥远的历史回音，只留在他的作品中，而引起读者一种淡淡的历史回忆。

　　当然，我希望这样的时代能够很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