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诗坛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一大批青年人痴迷于诗歌创作，他们不旁然四顾，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归纳”，没有把自己限定在一个什么“概念”里写作。由于这种较为独立的、个性化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使得他们各自的作品在风格、语言上迥然不同。诗人北岛说：“回想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眩晕感。” 

　　和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们一样，我迷上了诗歌，也“创作”了不少诗歌，也壮着胆子多次给报刊杂志投稿。和现在投出去的稿子如石沉大海不同，那时只要你投稿，用或不用，基本上都能收到杂志社的回信。信有铅印的、油印的、也有手写的。但最多的是油印好的，只需在“同志”的前面空格内填写作者的姓名，稿子就算完璧归赵了。至今我还保留着百十余封。现在看这些退稿信还真是一笔财富，因为这里面有好多诗歌类杂志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吉林的《诗人》《青年诗人》、辽宁的《当代诗歌》《诗潮》、黑龙江的《诗林》、河北的《国风》、山东的《文朋诗友》等等。

　　感谢诗神缪斯，像一位至性至情的亲人，感召和赐予了我们这代人的心灵洗礼，获得了一份感动、纯粹和激情。1985年秋，我在《诗刊》上看到一则消息，《诗刊》杂志社全国青年诗歌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招生(除港澳台地区)，免考，每年的学费统一为20元。尽管我当时的工资每月22元，但我没有丝毫犹豫，认真地填写了个人资料，连同汇款一同寄给了《诗刊》杂志社。不久，收到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上注明我的辅导老师叫王燕生，我的学号为006149。

　　按照规定，学员每两个月给辅导老师寄一次作业，每次只能交五首诗歌。辅导老师则对作业提出意见后寄回。我记得第一次我收到回信时，那心情那心态无可用文字描述。但当我拆开信封后，失望弥漫了原本陡升一片暖意的躯体，一小片纸上只有一行字：王唯唯同学，作业收到。请再寄。王燕生。我的作业没有随同一起寄回。虽说失望，但我还是按照规定每两月寄一次作业。但每次收到的答复还是“再寄”。就在我寄出第6次作业不久，我收到王燕生老师的来信，很厚。打开一看，是我寄出的6次作业。急忙铺开，哇，对每首习作，王老师用红笔在写得好的段落下面划上红线，有的还在旁边写一个“好”字，写得不好的段落也不直接划去，而是用蓝笔在旁边打个问号，并说出他的看法供我参考，对一个个错别字倒是毫不留情地改正在稿纸的天头地脚。看完之后，我心里陡升一片暖意，这暖意慢慢地向四周散去，弥漫了我不大的房间，让原本还有些灰冷的夜晚也柔美起来。

　　转年，诗刊社开始招收第二期学员，我再次报名，并在附言中提出让王燕生继续担任我的辅导老师。也就在这年的5月，我收到诗刊社的来信，通知我参加7月在湖南株洲市举办的改稿会。就是在那次的改稿会上，我见到了王燕生老师。虽然一周的时间很短，但我还是从他在改稿会上即兴创作并激情朗诵诗歌的时候，当他为感谢当地人接待真诚豪饮的时候，当他目光锐利回溯往昔的时候，当他在我们面前露出孩子般纯真笑容的时候，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的旺盛的生命力与对诗歌矢志不移的热爱。借用著名女诗人舒婷的话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代一代耕耘者无怨无悔奉献的历程。在这个寂寞的群体里，王燕生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编辑之一。”

　　改稿会结束不久，我们这期改稿会的诗作都发表在由王燕生老师担任主编的刊授学院的刊物《未名诗人》第十二期上，接着又在来年6月正式发表在《诗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歌。经过努力，到90年代，我陆陆续续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3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200余首。

　　诗歌曾像青鸟一样来到我的生活，为我青涩的成长增添亮丽的颜色。当下，诗歌早已退潮，已成夕阳，甚至变成少数网友恶搞的对象。我也离开诗歌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如此，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有这样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如果说记忆是时间之神的赏赐，那么20世纪80年代就是无尽的历史对我们有限的人生的赏赐。回顾自己学习和诗歌写作的点滴琐事，记住这样一个时代，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永远葆有一颗童心。在这个步履匆匆、纷纷扰扰的世间，我们应该有一所心灵的房子，里面真实地写满诗歌的旅程。正如很多年前的海子写的那样，“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