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两岸四地——第九届当代诗学论坛·百年新诗：历史变迁与空间共生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内地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台湾诗人、评论家孟樊、郑慧如、郑政恒、杨宗翰与来自香港的香港当代诗学会秘书长路羽等与会。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文艺争鸣》杂志社、中国当代文学院研究会联合主办。

“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起源于2007年3月10日，当天由屠岸、谢冕、黎清、李进、吴思敬、傅天虹等共同发起建立“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作为联络、沟通“两岸四地”诗人、学者的一个机构，并决定把这个会议作为首届论坛。该论坛的第一届举办地为珠海，之后的几届分别在澳门、北京、台北、天津、香港、广州、澳门，此次为第九届论坛。

吴思敬介绍：“‘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的创建为’两岸四地’诗人学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平台。1987年7月台湾取消戒严，隔绝达40年的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的交流开始了，初期的交流大多是以老诗人为代表的诗人团体的互访，余光中、郑愁予、席慕容等诗人或组团或单独纷纷来到大陆，中国作家协会也不止一次组织大陆诗人访问台湾，但早期的交流是以老诗人为主，中年和青年诗人较少。随着‘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的建立，新一代评论家的成长和成熟，对台港澳诗歌研究的队伍大大扩展。”

会上，当代诗歌研究学者以不同的主题阐释了自己的理念。

厦门城市大学教授陈仲义对于现代诗的诗性、诗意、规范、体式、形式化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我首先要讨论新诗跟文言诗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以前我们大多都考虑新诗跟古体诗的同质化、相同性与承传性的问题。如果从诗歌写作根本目标，即从创新性出发，二者的差别其实是越来越大的。二者已经发生很大质地和属性的变化，包括语言觉醒、潜意识开发、本能直觉、抽象等等，现代诗已成为独立于古诗又在白话新诗基础上有所超越的升级版。”陈仲义说。

“诗歌的不同制式意味着在发生学、文本学和接受学上，在语言、功用上文言诗与现代诗都不太兼容。文言诗是单音字为单位的字思维，而现代诗歌是词思维。其次，古典诗歌是无时语态，是没有时间引发的一种空间装置，现代诗歌已经进入特指时代过程。再一个是模式变化，一个是农耕田园的模式，一个是与高速喧嚣的都市化进程相关，还有就是古典诗歌的优雅精致跟现代诗歌的本能的物象也有区别。”陈仲义说。

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谈论的主题为《中国先锋诗歌的“百年孤独”》，他说：“中国先锋诗歌在新诗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都不乏深度的影响介入，它虽然在诗坛没有掀起过洪波巨澜引发过强烈的公众效应，但始终是不绝如缕，越到后来生命力越强盛、越顽韧，越成为新诗艺术魅力与成就的辐射源。所以有人说从实地成就来看，现代诗歌优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并且中国新诗历史伤艺术成就较大的诗人大多数现代主义，或者说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

“中国先锋诗歌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众多建树，提升了中国新诗的品位，给新诗留下很多启迪。但是中国先锋诗歌一直命运多舛，先天的孱弱和后天的水土不服，这两点注定它从来没有进入过引领风潮的新诗中心或者说主流的位置，甚至没法和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思潮比肩抗衡，而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沦为被割裂的缪斯，百年孤独正是不争的存在，它一直没有摆脱骨子深处的内在的悲凉。”罗振亚说。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马知遥谈到当代诗歌创作与个人诗写作，他说：“我们在诗歌研究过程中，如果从整体的角度去观察一个诗人的创作，就会发现所有的诗人从本质来说都是给个人立传，都是在写个人，只不过他有时候以日常生活的方式零星地展示，有时候以编年的方式通过诗集方式展示，而如果是从整体的角度，看上去表面是时断时续，但是整体上看他诗歌的创作风格就会发现，其实有其清晰的脉络。”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珂以《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伦理取向》为题进行了阐释，他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导致自然村落的衰弱。乡土时代的构成是诗人文化返乡和能力返乡的过程，是诗人拒绝以往，寻找家园的有效手段，乡土诗是现代意识、现代精神和现代继承的文体。由于生活在城乡接合部，传统诗人受到传统与现代的挤压，常常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乡村的道德守望的角色，过分重视写作能力，在内容上过分美化乡村，在形式上和技法上过分遵循传统，农村人与城市人的身份纠缠不清的状态，导致乡土诗创作的非理性，不利于中国乡土诗来构造乡村新能力。”

西川说：“我们处在特殊的历史的转折点上，一个是知识的淘汰，很多东西很快就过时了，不论你从哪来的知识，从西方来的或者刚刚生发出来的知识。这个淘汰性也就是说一个诗人在两三年之内引领一场风潮，但之后很快会过去。这种情况也是值得被描述的，我们一般描述是喜欢描述那些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但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很快被淘汰的东西，这里面可能也蕴含了历史的因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