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是中国最知名的诗词学家之一，多年来潜心于诗词研究和教学与诗词文化的普及。近年来，虽年事已高，依然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古典诗词的传播和传承。 7月22日，北京外研书店邀请了叶嘉莹的老友、读者，历史学家汪荣祖，解释了“迦陵先生何以能在传统式微的现代，于吾华古典诗词有如此深厚的造诣与巨大的贡献”。在讲座上，汪荣祖还分享了叶嘉莹15岁时写的一首诗《秋蝶》。

家学根底与良师教导

叶嘉莹出生于一个传统士族家庭。叶家原是蒙古族旗人，保留满人习俗，但在文化上已高度汉化，汉文化浸润下的叶家不下于旧时代的汉家名门望族。汪荣祖在叶嘉莹的家谱中发现：“叶嘉莹的曾祖父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二品，祖父为光绪年间翻译进士。她的伯父尤喜藏书，长辈多喜吟咏，连伯母与母亲也都读诗。”叶嘉莹也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小时在家里读四书，开蒙第一本书读的就是《论语》。后来尤其喜欢《饮水词》和《人间词话》。”

“在北京西单附近，有一座很大的四合院，大门上原来曾有一块题写着‘进士第’的横匾，她就在这座院子里出生、长大，成为她小时候生活的天地。”汪荣祖说。

“这所庭院不仅培养了我终生热爱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引领我走上了终身从事古典诗词教学的路。”叶嘉莹曾在书中写道。

汪荣祖还分享了叶嘉莹15岁时写的一首《秋蝶》：“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叶嘉莹1941年考上辅仁大学国文系，与词学大师顾随（字羡季）结下了师生之缘，她曾谈到这段经历：“伯父的引领，培养了我对诗词之读诵与写作的能力和兴趣；羡季先生的讲授则开拓和提高了我对诗词的评赏与分析的眼光和境界。先生对诗词的感受之锐，体会之深，其灵思睿智，就我平生阅读交往之所接触者而言，实更无一人可相伦比。顾先生在课堂讲授中所展示出来的诗词之意境的深微高远和璀璨光华，更是使我终生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个重要原因。”

顾随先生又如何看待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呢？“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这是顾随对叶嘉莹的评价。

对于这段经历，汪荣祖分析道：“她接触到的顾随新经验，受到来自伯父旧经验的影响，而新旧经验的差异，使她有更上层楼之感。不仅在辅大读书时，得以领受老师的教诲，而且毕业后仍去旁听老师的课，在六年之间得到说不尽的‘启发、勉励和教导’，于诗歌里的生命感发，领悟尤深。”

汪荣祖

“诗可以怨”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叶嘉莹早岁丧母，不久远嫁他乡，1949年后来到台湾，丈夫却遭连坐入狱，她也带襁褓中的孩子蹲班房。丈夫出狱后，性情变得十分暴戾，她只能独自承担着一家老小五口人的生活重担，辗转半生。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就在她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我再无幸福，要把感情杀死。”

钱锺书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过厄运与诗才之间的关系：“愉悦之人没有幻想，故不能造艺，唯恨人有之，古来才士多厄运，而后始能建楼阁于空中，遂有所成。”汪荣祖认为“诗可以怨”在叶嘉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迦陵先生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备尝艰辛，难以言喻。她身陷困苦之时，满腹的古典诗词给他无比的生命力，得到莫大的精神安慰。她所遭遇的诸多不幸，感而发之，言之有物；内涵既丰，意境在胸，益增其高超的诗艺，正是所谓‘困而致之’。”

1954年到1969年，叶嘉莹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执教了十五年，汪荣祖也是同一时段在台大求学。他评价叶嘉莹：“除讲解细腻之外，就诗词创作的才能而言，当年台大中文系的同侪固无出其右者，即与老一辈的师长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日在大学讲解中国旧诗词者，不论国内外，同时有此等创作能力者，恐绝无仅有。”

19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她身在海外，却时刻思念着故土：“故国音书渺天末，平生师友烟波隔”“我本欲归归不得，乡心空付水东流”……

“当时‘文革’刚过，百废待举，迦陵先生的愿望居然很顺利得到回报，最后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定居。有心人资助在南开成立中华古典研究所，出任所长，使她平生的理想有了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根据地。”汪荣祖说。

讲座结尾，汪荣祖评价叶嘉莹：“其热心与努力可比宣教士，故能于古典式微之世，继绝学于不坠，使中国古典诗词得以新生，厥功至伟。”